冬雪覆盖了春城，将北木小院裹进一片纯净而滞重的寂静里。陈默的调研笔记越来越厚，照片也积累了几大本。他不只是记录，开始尝试撰写一些短小的观察手记，用他学术训练出的清晰逻辑，梳理北木工作流程中蕴含的“决策树”——何时选用何种木材，为何采取此种榫卯而不用彼种，打磨的“度”如何凭经验把握。这些文字不带煽情，力求客观，却像一套精密的解码器，将秦建国他们习以为常、近乎本能的操作，翻译成了一种可被理解、甚至可部分传递的知识体系。
秦建国偶尔会翻看陈默放在工作台上、请他“指正”的手记。那些工整的字迹和陌生的术语（“材料感知的具身性”、“实践知识的情境依赖”）起初让他感到隔膜，但慢慢读下去，他惊讶地发现，这个沉默的年轻人，竟真的在试图逼近他心中那些模糊却坚定的“感觉”。有一次，关于一块老榆木瘤疤的处理，陈默写道：“秦师傅并未遵循‘去瑕存瑜’的常规，反而围绕瘤疤的形态进行雕刻强化，使其成为视觉与触觉的中心。这并非对‘缺陷’的美化，而是承认并转化材料历史的一部分，使之成为作品叙事中不可剥离的章节。” 秦建国看着，沉默良久，对正在整理凿子的陈默说：“这块料，当初从房梁上拆下来，这瘤疤长得怪，但摸着，就觉着它有话要说。”
陈默抬起头，眼镜后的眼睛亮了一下，迅速记下了这句话，并在旁边标注：“关键口述——‘材料的话语性’。”
这种互动缓慢而扎实，像冬日里缓慢渗透土壤的雪水。王娟则利用陈默带来的学术资源，开始系统地整理“北木”历年作品的图片、尺寸、用料和简要创作说明，甚至尝试为一些代表性作品撰写更富深度的背景故事。她发现，当“木之脉”图形、白山黑水茶台、《城·忆》系列被置于一个更清晰的阐释框架中时，它们对外呈现的面貌，除了“手艺好”、“有味道”之外，又多了一层可被阅读的“文化厚度”。这并未改变东西的本质，却可能改变人们观看和理解它们的角度。
李刚的变化最令人意外。或许是少了宋志学那充满压迫感的“天才光环”，或许是陈默那种细致观察的学习态度感染了他，这个原本最沉默的少年，竟然开始主动向秦建国提出一些技术细节上的疑问，甚至尝试在完成既定任务后，用边角料做一些极简的小练习——比如一个不用一根铁钉、全靠榫卯扣合的小盒，或者模仿师父的手法雕刻一片写意的树叶。他的手法还显稚嫩，但那份专注和小心翼翼试图“理解”而非“复制”的态度，让秦建国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一种不那么炫目、却可能更坚韧持久的生长。
春节前，陈默完成了第一阶段的田野报告初稿，准备带回学校与导师讨论。临走前，他将报告副本郑重地交给秦建国。“秦师傅，这只是我个人的初步观察和理解，肯定有很多不准确、不到位的地方。但它是一个开始。我希望它能成为一个镜子，或许能让您从另一个角度，看到‘北木’的价值，不仅仅是手艺的价值。”
秦建国接过那份装订整齐的报告，封面上是陈默手写的标题：《“听木”与“问土”：北木作坊的实践知识与地方根性》。很拗口，但秦建国觉得，这题目似乎抓住了点什么。
除夕夜，小院里只剩下秦建国、王娟、李强和李刚四人。少了宋志学咋咋呼呼张罗贴春联、放鞭炮的声音，院子里显得有些冷清。四人围坐吃年夜饭，电视里春晚的喧闹成了模糊的背景音。
“也不知道志学在广州，咋样了。” 李刚忽然小声说了一句。
饭桌上安静了一瞬。李强喝了口酒，瓮声瓮气地说：“他那性子，到哪儿都饿不着，就看他那套‘观念’管不管饭了。”
王娟给秦建国夹了一筷子菜，轻声说：“前几天，我给志学发了个新年问候，他回了。说在一家艺术设计工作室做助理，忙，也累，但能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他说……广州的木料和咱们这边完全不同，气候也影响工艺，他还在适应。”
秦建国“嗯”了一声，慢慢嚼着饭菜。广州，那是个他完全无法想象的地方。潮湿、炎热、充满商业与时尚的喧嚣，那里的木头，能有什么故事？志学在那里，用他那套追求“观念”和“语境”的法子，又能做出什么样的东西？他想不出，心里却始终悬着一丝挂念。
春节过后，积雪开始消融，滴滴答答的雪水从屋檐落下，敲打着院中的青石。空气中弥漫着泥土苏醒的潮湿气息。秦建国重新开始雕刻那块浪木。经过一个冬天的反复端详和少量试刀，那块扭曲木头的形态在他心中愈发清晰。他不再想着要把它做成什么“作品”，只是跟着木头的势，一点点剔除掉多余的部分，让那被江水千万次冲刷、又被泥沙掩埋后形成的、充满挣扎与力量的线条，逐渐从混沌中挣脱出来。
一天下午，阳光难得地带来些许暖意。秦建国正全神贯注于浪木底部一个关键的转折处，小院的门被推开了。进来的是顾编辑，风尘仆仆，脸上却带着兴奋的红光。
“秦师傅！好消息！” 顾编辑扬了扬手里的一个文件夹，“《根脉》入选了年度‘最美的书’设计评选，虽然不是大奖，但也是重要荣誉！另外，有几家关注传统文化和设计的媒体，看了书，对‘北木’非常感兴趣，想约深度访谈。还有，”他顿了顿，压低了些声音，但难掩激动，“北京那边，有个很重要的国际文化交流展览的筹备组，正在遴选能代表中国当下‘活态’传统与创新思考的工艺案例，他们通过书找到了我，想邀请‘北木’参与！”
王娟闻声从里屋出来，李强也停下了手里的活计。秦建国缓缓放下刻刀，用布擦了擦手。
“展览？” 秦建国问，“要去北京？展什么？”
“初步意向，是希望您能提供一件或一组既能体现‘北木’核心精神，又具备当代思考和展示性的作品。” 顾编辑说，“他们特别提到了书里写到的《痕·迹》和《城·忆》系列，觉得那种将个人记忆、城市历史与工艺结合的方式很有启发性。但也暗示，如果能有一件更新的、更能体现近期思考的作品，会更好。”
众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落在了秦建国工作台上那块尚未完成的浪木上。它粗犷、原始、充满自然的野性力量，与《城·忆》那种经过精心提炼的怀旧美感截然不同。
秦建国也看着那块木头。去北京，参加国际展览？这是他从未想过的事情。关老爷子当年最远可能也就去过省城。宋志学渴望的“国际语境”、“艺术讨论”，竟然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先降临到这个他一度认为“守成”的小院里。
“这事……” 秦建国缓缓开口，“容我想想。也得看看，这东西，”他指了指浪木，“到时候，能不能‘活’出来。”
顾编辑表示理解，留下了更详细的展览资料和联系方式，说筹备期还有几个月，让秦建国不必立刻决定。
接下来的日子，一种新的、更加微妙的压力，悄然弥漫在小院。这压力不同于宋志学在时的理念冲突，它来自外部世界的认可与更高平台的召唤，也来自秦建国内心对“拿出什么”去代表“北木”的审慎。
他雕刻浪木的节奏，似乎更慢了。有时，他会停下来，长久地凝视那块越来越显现出惊涛拍岸般动势的木头，手指抚过那些粗粝与光滑并存的表面，仿佛在倾听它最后的秘密。他知道，这件东西，一旦完成，将不再是江边一块无名的漂流木，也不仅仅是一件倾注心血的私人物品。它将被贴上“北木”的标签，置于聚光灯下，接受来自完全不同世界的目光的审视和解读。
四月初，陈默带着导师的反馈回来了。他的报告得到了高度评价，导师林教授甚至提议，将“北木”作为长期研究基地，未来可能组织小型学术考察或工作坊。同时，陈默也带回了一些南方艺术圈的动态信息，其中偶然提到了宋志学的名字，说他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群展中展出过一个混合媒材装置，评价似乎有些争议，有人说“想法大胆但工艺粗糙”，也有人认为“展现了新生代的冲击力”。
秦建国听了，没说什么。晚上，他独自在茶室坐了很久。墙上，关老爷子留下的那些简单而饱含韵味的工具，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幽光。他想起师父的话：“手艺人有手艺人的江山。” 这江山，是手中的活计，是脚下的土地，是心里的规矩。如今，这江山的边界，似乎正被外力推着，向外拓展。
他走到工作台边，再次凝视那块浪木。在即将收尾的阶段，它呈现出一种惊人的生命力，仿佛凝固的巨浪，又像挣扎向上的古老根系。它不优雅，不怀旧，甚至有些“不驯”。但它真实，有力量，是从这片土地上的江河中诞生，经由他的手，重新被唤醒的“存在”。
秦建国心中渐渐明晰。去北京，不是为了证明什么，也不是为了迎合什么“当代思考”。而是将“北木”的“此刻”——经历了分离、沉淀、内省与新的对话之后的“此刻”——凝结在这块浪木之中，带出去，让外界看看，在“传统”与“创新”的喧嚣话语之外，在东北春城这个安静的小院里，依然有一种生长，是贴着地面，听着木头和土地的心跳，缓慢而坚定地进行的。
他拿起刻刀，在浪木底部一个极其隐蔽的角落，刻下了一个小小的、简化到极致的“木之脉”图形，与木材本身的纹理几乎融为一体。这不是签名，更像是一个安放其间的、沉默的魂魄。
春风吹过小院，老榆树遒劲的枝头，爆出了星星点点的嫩绿芽苞。冬天蛰伏的土地下，根脉正在无声地蔓延，汲取养分，准备支撑新一轮的、无论去向何方的生长。
秦建国知道，当这块浪木最终完成，离开小院，驶向北京那个未知的广阔舞台时，它所带走的，将不仅仅是“北木”的技艺或理念，而是一段完整的、关于根脉、分离、沉淀与重新出发的冬春故事。故事还在继续，在这院子里，也在远方。而他要做的，只是听清手中木头的语言，然后，诚实地下每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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