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的榕树把影子拉得老长，像无数双要抓住什么的手。
张芳芳站在面料工厂的铁门外，看着门楣上“华夏逸洋”四个铜字，忽然觉得眼睛发涩——这厂子是1992年建的，砖缝里还嵌着她和知青们亲手搬的水泥，车间的窗台上，至今摆着当年李建国种的仙人掌，刺上还沾着面料的细毛。
“张总，李厂长在里面签合同呢。”门卫老陈的声音带着哭腔，手里攥着根磨亮的铁棍，“工人们都在车间里憋着，说要是签了字，就把机器拆了——这厂子是咱的命，不能给那帮外国人！”
铁门“吱呀”一声开了，李建国走出来，西装上沾着片棉絮，是车间里的新疆长绒棉。他看见张芳芳，喉结滚了滚，没敢抬头：“张姐，我……”
“你儿子的奖学金，比厂里三百号工人的饭碗还重？”张芳芳的声音很轻，却像根针，扎得李建国猛地一颤。
她记得1977年，这小子穿着打补丁的解放鞋，蹲在食品店门口啃冷窝头，是她把他拉进后厨，给了碗荠菜粥，“吃饱了，跟我学记账。”
后来带他来广州办厂，他在奠基仪式上哭着说：“张姐，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车间里突然爆发出喊声：“不能签！”三十多个工人举着铁锹冲出来，领头的王师傅头发都白了，手里攥着本泛黄的工资条，是1995年的，上面有张芳芳的亲笔签名：“绩效奖多给二十，王师傅家娃上学。”
“张总当年给咱盖宿舍，办子弟学校，连托儿所的阿姨都是她亲自挑的！”王师傅的声音抖得厉害，“李建国，你忘了你闺女发烧，是张总连夜开车送医院？”
李建国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从公文包里掏出合同，纸页被攥得发皱：“他们说……说不签，就断了我儿子的奖学金。他在麻省理工读博，研究新型面料，是咱厂未来的希望啊……”
“未来的希望，得踩着老工人的骨头往上爬？”柳加林的声音从人群后传来，他拄着拐杖，身后跟着个拎公文包的律师。老人走到李建国面前，拐杖在地上磕了磕：“你忘了建厂时，张姐在合同里加的条款？翻到第17页看看。”
律师把合同摊在机器上，阳光照在“员工优先购买权”几个字上，墨迹已经发褐，却是1992年张芳芳亲笔加的，“若工厂转让，本厂职工可按工龄持股，享有优先购买权。”下面还盖着红色的骑缝章，章边的毛边，是当年用手按的。
“这……这是……”李建国的手指戳着条款，突然蹲在地上，双手插进头发里，“我咋忘了……张姐当年说，这是给工人留的后路，怕有朝一日我糊涂……”
“你不是糊涂，是被猪油蒙了心。”张芳芳蹲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个布包，里面是李建国母亲临终前托她转的平安绳，红线上拴着颗纽扣，是当年食品店的盘扣。“你妈走的时候说，‘让建国记着，喝水不忘挖井人’。你现在把井填了，让大伙喝啥？”
车间里的纺织机突然响了，王师傅带着工人，把一匹刚织好的云锦抬了出来。墨色的缎面上，用金线织着“华夏”两个字，是张芳芳当年设计的厂徽。
“张总，这是咱连夜织的，”王师傅的眼睛亮得像缎面上的光，“咱工人凑了钱，够买下三成股份，剩下的，让银行贷！咱不求人，自己当老板！”
“我也出！”会计小陈举着存折，“我攒了二十万，本来想给儿子买婚房，现在不买了——厂子在，家就在！”
“还有我！”托儿所的刘阿姨挤进来，手里攥着个铁皮盒，“这里面是孩子们的压岁钱，虽然不多，是个心意！”
李建国猛地站起来，通红的眼睛扫过一张张熟悉的脸：王师傅的手被机器轧过，张芳芳带他去上海装的假肢；小陈当年是孤儿，张芳芳把他从福利院接来，教他学会计；刘阿姨的丈夫在车间工伤去世，是厂里养着她和孩子……这些人，都是他喊过“叔”“姐”的亲人。
“撕了它！”他突然抓起合同，双手用力一扯，纸屑飘落在云锦上，像雪落在墨海里。“我儿子的奖学金，咱自己凑！大不了我去卖血，也不能让外人占了咱的厂子！”
柳加林拍了拍他的肩膀，拐杖往地上一顿：“早该这样。律师说了，按条款，职工持股后，厂子还是咱的，只是换了种活法——以前是张姐领着干，现在是大伙一起扛。”
他从布包里掏出个红本子，是当年的知青花名册，“你看，1978年你在食品店的第一笔账，记着‘借张姐粮票五斤，日后必还’。现在，该你还了。”
张芳芳走到云锦前，指尖拂过金线织的“华夏”二字，忽然想起建厂那天，她和工人们在车间吃饺子，李建国把醋洒在了面料上，急得直哭。她当时笑着说：“洒了醋才香，就像日子，酸里带甜才叫有滋味。”
夕阳把厂房的影子拉得很长，王师傅带着工人把云锦挂在了门口，墨色的缎面在风里轻轻晃，金线的字闪得人睁不开眼。李建国蹲在地上，给儿子打视频电话，声音哽咽：“小宇，奖学金咱不要了，爸给你凑钱……你得记住，咱是中国人，根不能丢。”
车间里的纺织机又转起来了，“嗡嗡”的声响像首老曲子。张芳芳站在机器旁，看着棉线在锭子上绕出漂亮的弧线，忽然想起柳加林常说的“根基”。
原来最结实的根基，不是钢筋水泥的厂房，是王师傅手里的工资条，是刘阿姨的铁皮盒，是李建国撕合同的决绝，是三百个工人心里那句“厂子是咱的家”。
柳加林拄着拐杖，在车间里慢慢走，看工人们在“员工持股倡议书”上签字。王师傅的字歪歪扭扭，却力透纸背；小陈的签名旁边，画了个小小的笑脸；李建国签在最后，名字后面加了三个感叹号，像在跟过去的自己告别。
“张姐，”李建国走过来，手里捧着那枚平安绳，“我把它挂在办公室，天天看着。”
张芳芳把平安绳系在他手腕上，红绳在夕阳下亮得像团火：“记着，以后做决定前，摸摸这颗纽扣——它是从食品店来的，见过最苦的日子，也见过最暖的人心。”
暮色漫进车间时，纺织机还在转，棉线织出的布面上，映着工人们的影子，像幅流动的画。张芳芳知道，这场仗赢了，不是靠律师的条款，是靠那些藏在岁月里的牵挂——是1995年的工资条，是托儿所的笑声，是李建国母亲的平安绳，是三百双手，紧紧攥着的，那团叫“家”的暖。
而那些试图釜底抽薪的人永远不会明白，有些火，是抽不尽的，只要人心还在，就能一次次重新燃起，烧得比以前更旺。就像这厂房里的灯，今夜注定亮到天明，照着工人们连夜赶工的身影，也照着那条用金线织就的路，通往比任何收购都长远的未来。
“张姐，您还记得不？”李建国忽然抬头，眼镜片上沾着布料的细毛，“1998年洪水，仓库快淹了，是您带着我们扛着面料往楼上搬，您的布鞋陷在泥里，光着脚踩在水里指挥，说‘这些料子是乡亲们种的棉花纺的，泡不得’。”
张芳芳笑了，指尖无意识地摸着裤脚——那年的水渍印，洗了好几遍才淡下去。“你当时抱着匹真丝缎，在水里摔了个跤，爬起来第一句话是‘料子没湿’。”她望着窗外的月光，“那时候你就说，这厂子是咱的命根子，比啥都金贵。”
王师傅端来两碗姜汤，姜味混着车间里的棉香，暖得人心头发烫。“李厂长，”老人往他碗里多舀了勺红糖，“咱工人不怪你，谁还没个犯糊涂的时候？只要往后好好干，把厂子办得比以前红火，啥都能补回来。”
李建国捧着姜汤，热气模糊了眼镜片。他忽然站起身，往车间深处走，那里摆着台最老的织布机，是建厂时从苏州运过来的，机身的木纹里还嵌着他刚来时刻的“加油”两个字。
“这机器，当年是张姐手把手教我开的。”他的手指划过冰冷的铁梭，“她说‘织布像做人，线得绷紧，心得放宽’。我这些天净想着儿子的奖学金，把这话忘得一干二净。”
角落里传来窸窣声，是托儿所的刘阿姨带着几个孩子来了。孩子们手里捧着用彩纸折的小花，往李建国手里塞，“李叔叔，我们把压岁钱都捐给厂子了，老师说这样厂子就不会被卖掉。”
最小的毛毛举着张画，上面歪歪扭扭画着厂房，烟囱里飘着的烟，被画成了棉花的样子。
李建国蹲下来，把孩子搂在怀里，眼泪“吧嗒”掉在画纸上。“叔叔错了，”他哽咽着说，“以后叔叔一定好好干，让你们天天有新衣服穿，有糖吃。”
张芳芳看着这一幕，悄悄对柳加林说：“你看，人心这东西，碎了也能拼起来，只要肯往回找。”
柳加林拄着拐杖，走到那台老织布机前，从口袋里掏出个布包，里面是当年建厂时埋下的“时间胶囊”——一张工人们的合影，一包庆丰的土，还有张芳芳写的纸条：“愿这厂子，像庆丰的老槐树，根扎得深，叶长得茂，护着一大家子人。”
“明天把这胶囊挖出来，”他对围过来的工人说，“再埋个新的进去，把今天大伙签的持股书放进去，让以后的人知道，2023年的秋天，咱是咋把厂子保住的。”
后半夜，车间的灯还亮着。李建国带着会计小陈核账，王师傅领着工人检修机器，刘阿姨在角落里给孩子们缝新书包，用的是厂里剩下的边角料，上面绣着小小的织布机图案。
张芳芳和柳加林坐在老织布机旁，听着机器转动的“咔嗒”声，像在听一首古老的歌谣。
“你当年加的‘员工优先购买权’，真是未卜先知。”柳加林呷了口姜汤，眼里的光很亮。
“不是未卜先知，是知道人心会变，但日子得留条后路。”张芳芳望着窗外的星星，“就像这厂子的围墙，得留着 gate（门），既能挡住豺狼，也能让自家人进进出出，互相帮衬着把日子过下去。”
天边泛起鱼肚白时，第一缕阳光照进车间，落在那匹云锦“华夏”上，金线突然亮得刺眼。李建国举着新拟的合同，站在工人中间，声音洪亮得像敲锣，“从今天起，咱厂是大伙的！我李建国要是再敢糊涂，就把我绑在这老织布机上，让机器给我醒醒脑子！”
工人们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震得窗台上的仙人掌都抖了抖。张芳芳看着这热闹的场面，忽然想起当年在庆丰开食品店，也是这样一群人，围着柜台说说笑笑，把日子过得像刚出炉的糖糕，烫嘴，却甜得人心窝子发暖。
她悄悄拉着柳加林往外走，晨光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两道守着家的墙。“回家吧，”她说，“该给孩子们包饺子了。”
车间里的机器声、笑声、说话声混在一起，飘出老远，像在告诉全世界：有些东西，任你资本再雄厚，手段再高明，也抢不走——那是刻在骨子里的抱团取暖，是藏在针脚里的同甘共苦，是三百双手攥在一起时，能挡住千军万马的力量。而这力量的名字，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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