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王汉彰与石原莞尔初步接触的第二天，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1月3日，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沉重而屈辱的日子。日本关东军以其一贯的凌厉与残酷，将战争的绞索进一步勒紧了华北的咽喉。
从锦州、绥中等地调集的三列运兵车，喷吐着浓黑的煤烟，如同三条狰狞的钢铁巨蟒，沿着北宁铁路呼啸南下。车厢里挤满了超过一千名全副武装、面色冷硬的日本关东军士兵。他们的抵达，使得集结在山海关外的日军总兵力突破了六千人。
这不再是小规模的摩擦或试探，而是明确无误的总攻信号。山海关，这座被誉为“天下第一关”、扼守华北与东北通道的千年雄关，顿时被笼罩在一片肃杀的战云之下。
1月3日上午8时整，凄厉的防空警报声尚未在关城上空完全消散，六架机翼上涂着猩红日丸标志的日军轰炸机，便已如同嗜血的秃鹫般出现在天际。它们俯冲而下，将一颗颗重磅炸弹精准地投向山海关的城门楼、守军阵地以及城内试图反击的炮兵阵地。爆炸的火光与烟柱冲天而起，古老的城墙砖石在剧烈的震颤中崩裂、飞溅。硝烟与尘土混合的气味，瞬间弥漫了整个关城。
上午9时许，日军的炮火准备达到了高潮。集结于前线阵地的大大小小超过六十门火炮——从射程悠远的重型榴弹炮到机动灵活的九二式步兵炮——同时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咆哮。
炮弹拖着尖利的尾音，划破寒冷的空气，如同暴雨般倾泻在东北军何国柱独立第九旅苦心构筑的外围防线、明碉暗堡以及那段见证了无数金戈铁马的巍峨城墙之上。泥土、木料、碎石乃至人体的残肢，在一次次爆炸的闪光中被抛向空中。
独立第九旅所属的炮兵在开战初期曾试图还击，但在日军绝对优势的火力覆盖下，很快便被打哑，一门门火炮成了扭曲的废铁。
几乎在同一时间，停泊在山海关外渤海湾面上的日本海军津田第二舰队也加入了这场屠杀。十余艘驱逐舰侧舷对准海岸，舰上装备的120毫米口径的舰炮发出了沉闷而威严的怒吼。
这些专为摧毁舰船设计的重炮，轰击陆地目标时更显威力恐怖。每一发炮弹落地，都像是巨锤砸向蛋壳，守军凭借城墙和地形构筑的火力点，在如此立体而狂暴的炮火洗礼下，以惊人的速度土崩瓦解，损失殆尽。
上午10时，当日军的炮火开始向城墙后方延伸，肆虐轰击城内建筑时，日军步兵在数辆八九式中型坦克的掩护下，开始了地面突击。这些钢铁怪兽碾压着布满弹坑和瓦砾的土地，机枪喷吐着火舌，缓慢而坚定地逼近已是伤痕累累的城墙。东北军第57军第626团的官兵们，依托着残破的垛口和城墙上的工事，发出了决死的怒吼。步枪、机枪、手榴弹，一切可用的武器都被用来阻挡敌人的前进。
战斗最为惨烈处，出现了足以让山河变色、鬼神皆泣的一幕。眼见日军的坦克即将抵近城墙，对后续防线构成致命威胁，几名身上绑满了炸药包和手榴弹的东北军士兵，在战友的掩护和悲怆的目光中，毅然从十余丈高的城墙上一跃而下。
他们的身影在空中划过短暂的弧线，随即在日军坦克旁或履带下，化作一声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与熊熊燃烧的火团。这以血肉之躯对抗钢铁洪流的决绝，暂时阻滞了日军的攻势，但也昭示着守军已到了殊死一搏的绝境。
中午十二时，日军稍作调整，发动了更为猛烈的第二次进攻。这一次，他们几乎集中了所有能够调动的重炮，放弃了全面轰击，转而将所有火力聚焦于山海关南面的一段城墙。炮弹如同长了眼睛一般，反复砸在同一个区域。厚重的城墙砖石在持续不断的轰击下，终于不堪重负。下午二时许，伴随着一阵地动山摇般的巨响和弥漫的烟尘，南城墙被硬生生炸开了一个宽达十余米的巨大缺口！破碎的砖石垮塌下来，形成了一个通往城内的斜坡。
“堵住缺口！”城内守军声嘶力竭地呼喊着，团长石世安亲自率敢死队冲向突破口，试图用血肉之躯重新筑起防线。然而，日军的炮火仿佛永无止境，炮弹追着守军增援的脚步进行延伸射击，同时，盘旋在空中的日军战机也俯冲下来，用机枪反复扫射突破口附近区域，投下的小型炸弹不断在人群中炸开。
鲜血浸透了断砖碎瓦，每一分每一秒都有人倒下。在如此绝对的火力压制下，守军舍生忘死的反扑最终未能奏效。下午二时三十分左右，日军步兵在坦克的协同下，率先冲过了突破口，犹如决堤的洪水般涌入山海关城内。
城破之后，真正的炼狱才刚刚开始。团长石世安率领第626团残存的一千余名官兵，与突入城内的日军展开了逐街逐巷、逐屋逐院的惨烈巷战。枪声、爆炸声、喊杀声、惨叫声在古老的街巷中回荡。没有前方后方，每一扇门窗后都可能射出子弹，每一个拐角都可能爆发白刃战。东北军官兵们深知身后已无退路，他们凭借对地形的熟悉，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给日军造成了不小的伤亡。
但实力的差距是悬殊的。随着越来越多的日军从突破口涌入，守军的活动空间被不断压缩，伤亡急剧增加。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刺刀折断了就用砖石、用牙齿……战至最后，第626团官兵死伤殆尽，团长石世安仅带着十余名浑身浴血的士兵，从城西北角一处坍塌的城墙豁口拼死突围而出。
下午三时五十分，山海关城头飘扬了数百年的中国旗帜坠落，取而代之的是那面刺眼的太阳旗。这座号称“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的战略要地，在经历了不足八小时的激战后，宣告彻底陷落。
消息传到天津，已是1月4日的上午。
王汉彰坐在英租界泰隆洋行二楼自己的办公室里，窗户紧闭，却仿佛仍能感觉到从北方刮来的、带着硝烟味的寒风。他手中的电报纸很轻，上面寥寥数行字，却重若千钧：“山海关于昨日下午三时五十分失守，守军何国柱旅626团大部殉国，团长石世安以下十余人突围。”
他反反复复看了三遍，每一个字都像烧红的铁钎，烫在他的视网膜上，烙进他的心里。这么快？竟然这么快？！
虽然他早就知道山海关守军兵力单薄，何国柱的独立第九旅面对蓄谋已久、装备精良的关东军主力，胜算渺茫。但他内心深处，未尝没有存着一丝侥幸——或许，关城险要，能多守几日？或许，近在咫尺的北平军政委员会，那位手握数十万东北军兵权的张副总司令，能在最后关头硬气一把，下令支援？哪怕只是做出增援的姿态，也能迟滞日军的野心，给华北乃至全国的抗战士气一丝喘息之机。
然而，现实冰冷而残酷。山海关一夜陷落，几十万东北军精锐依旧按兵不动，眼睁睁看着关隘失守，袍泽覆灭。电报里没有描述战场的细节，但王汉彰完全能想象出那是怎样一幅炼狱景象。那些从城头跃下的身影，那些在巷战中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士兵……他们用生命发出的最后呐喊，似乎并未能唤醒当权者已然麻木的神经。
“难道日本人吞下东北还不满足，现在连片刻消化都不需要，就要迫不及待地将华北也一口吞下吗？”王汉彰放下电报，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光亮的红木桌面。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窗外租界街道上依旧车水马龙、似乎并未受太大影响的景象，心头却是一片冰凉。
山海关一失，华北门户洞开，无险可守。从山海关到天津，若是日军机械化部队全力推进，再加上其掌控的铁路线，兵临城下或许真的只需要一个月，甚至更短！
更可怕的是天津本身。海光寺日本驻屯军司令部的那五千多名士兵，可不是摆设。他们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对天津的街道、建筑、军政要害了如指掌。一旦关东军主力从外压迫，驻屯军在内发难，里应外合之下，天津的形势恐怕比山海关还要糟糕。
山海关至少还血战了一场，天津呢？想起天津当局某些人面对日本人时那副曲意逢迎、畏之如虎的嘴脸，王汉彰毫不怀疑，这座城市很可能在重压之下“不战而降”。
巨大的危机感如同冰冷的潮水，瞬间淹没了王汉彰。策反石原莞尔，获取高层情报，原本是一项着眼于长远、艰难而隐秘的任务。但现在，战争的脚步似乎正以惊人的速度逼近，时间成了最奢侈的东西。他不仅要完成任务，还要考虑如何尽快将年迈的母亲、年幼的妹妹，以及好不容易积攒下来、准备用于支持更长远事业的资产，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后方去。每一分钟都在被压缩，每一个决定都关乎生死。
他坐回椅子上，点燃了一支“555”香烟，深吸一口，试图让辛辣的烟雾抚平内心的焦躁。灰色的烟圈在空气中缓缓上升、扭曲、消散，如同此刻诡谲莫测的时局。
他现在最急需的，是关于日军下一步真正意图的准确情报。是仅仅占领山海关作为谈判筹码，还是真要大规模入侵华北？不同的意图，对应着完全不同的应对策略和时间表。
而要获取这种核心情报，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仍然是石原莞尔。这个被称为“关东军大脑”的男人，即便暂时失势，其战略眼光和所能接触到的信息层级，也远非寻常军官可比。昨晚的初次接触，自己应该没有露出太大破绽，甚至可能还留下了一个不错的初步印象。但是，距离获取信任、套取情报，还差着十万八千里。
自己是应该主动再次接触？还是耐心等待？
王汉彰陷入了深深的犹豫。主动联系，固然能推进进度，但风险极大。像石原莞尔那样疑心极重的人，很容易将对方的急切解读为别有用心，从而引起更深的警惕和调查。自己之前精心营造的“醉心电影、仰慕日本文化”的人设可能瞬间崩塌，一切努力付诸东流。
可如果被动等待，天知道石原莞尔什么时候才会再次想起自己？战争不等人，局势每一天都在恶化。等到日军兵临城下，一切都晚了。或许，石原的调查已经开始？昨晚分手时他那意味深长的笑容和赞许，究竟是礼貌性的敷衍，还是某种初步认可的信号？
香烟燃到了尽头，烫到了手指，王汉彰才蓦然惊醒。他将烟蒂狠狠摁在烟灰缸里。脑海中回想起那位引他走上这条特殊道路的“詹姆士先生”曾说过的话：“情报工作没有百分之百的成功，也没有百分之百的失败。关键在于评估风险与收益，并在关键时刻有押上筹码的勇气。不把鱼饵抛进水里，你永远不知道下面有没有鱼，是条什么鱼。”
“是啊，不试一试，怎么知道结果呢？”王汉彰低声自语，像是在说服自己。巨大的压力反而催生出一股破釜沉舟的决绝。他深吸一口气，仿佛要将空气中所有的不安和犹豫都吸入肺中碾碎，然后，将手坚定地伸向了办公桌上那部黑色的电话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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