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的夏天，北京热得邪乎。柏油路面被晒得软塌塌的，踩上去像是黏鞋底。蝉声扯着嗓子，从使馆区那些高墙内茂密的法国梧桐里泼洒出来，泼在死寂的午后就显得格外喧嚣，带着一种不管不顾的、令人心烦意乱的劲头。
林鹤蜷在东交民巷深处，某国大使馆主楼背后一栋附属建筑的顶层储藏室里。房间狭长，没有窗户，只有一扇厚重的、包着铁皮的木门，门从外面上了两道锁。唯一的光源是天花板上那盏蒙着厚厚灰尘的白炽灯泡，二十四小时亮着，光线昏黄浑浊，照得空气里漂浮的尘埃都清晰可见，像一场永远不会停歇的、凝滞的微型降雪。空气不流通，弥漫着一股旧家具、纸张受潮和某种淡淡消毒水混合的、难以形容的闷浊气味。闷热像一层湿透了的棉被，紧紧裹住他。
他身上还穿着三天前那件浅灰色的确良短袖衬衫，此刻已被汗水反复浸透，泛起一片片深色的汗碱，皱巴巴地贴在皮肤上。他怀里紧紧抱着那个黑色人造革手提包，塑料的提手被他手心的冷汗和热度弄得有些发粘。包里装着的，是他此刻全部的价值，也是他无法回头的明证。
汗水顺着鬓角滑下来，流进眼睛里，刺得生疼。他没去擦，只是更用力地眨了眨眼，视线茫然地落在对面墙壁上。墙上刷着早已黯淡发黄的绿漆，有几处漆皮剥落，露出下面颜色更深的底子，形状扭曲，像一张张无声呐喊的嘴。
三天了。自从他像只慌不择路的耗子，凭着对内部巡逻路线和老旧排水管道的记忆，趁着一场突如其来的雷雨，翻过那道布满爬山虎的矮墙，钻进这栋理论上戒备森严、实则仍留有某些管理死角的使馆建筑，已经过去了七十二个小时。
大部分时间，他就这样呆坐着，在昏黄灯光和凝滞的闷热里，听着自己心脏擂鼓般的跳动，以及远处隐约传来的、属于另一个世界的声响——汽车引擎发动熄灭的声音，隐约的、听不懂的外语交谈，偶尔还有音乐，大概是收音机里放的，断断续续的爵士乐或流行曲，飘忽得像鬼魂。
饥饿和干渴像两只缓慢收紧的钳子，时不时提醒他现实的窘迫。使馆的人给他送过两次水和简单的食物——硬面包片、冰冷的罐头肉，放在一个铝制托盘里，从门下那个特意加宽、足以递进盘子的缝隙推进来，不发一言。他像野兽一样扑过去，囫囵吞下，甚至舔干净了盘子。尊严？在那场交易开始前，在岳崇山漫不经心地将他的一切踩进泥里时，就已经碎得捡不起来了。
岳崇山。
这个名字像一根烧红的铁钎，猝不及防地捅进他混沌的意识里，激得他浑身一颤。
记忆带着一九九一年夏天戈壁滩上特有的、粗粝滚烫的风沙，猛地拍在他脸上。那次代号“风滚草”的紧急侦测任务，他们小组四个人，顶着能把人晒脱皮的日头和神出鬼没的沙暴，在国境线附近那片鸟不拉屎的无人区里潜伏了整整十七天。老齐，那个总爱哼着不成调梆子戏的陕西汉子，为了取回被风吹到可疑区域的信号中继器，再也没能回来，只找到半副被流沙掩埋的防风镜。小梁，最年轻的那个，回来后就一直低烧不退，医院查不出原因，说是可能感染了不明病原体，人眼看着就垮了，眼神都散了。
任务本身是成功的，带回了至关重要的电磁频谱特征记录。但在最终的内部报告和有限的表彰里，“风滚草”行动成了岳崇山副局长“在复杂恶劣环境下果断决策、远程指挥”的又一经典案例。报告措辞严谨，充分肯定了“一线同志的艰苦付出”，但具体到名字，到牺牲，到伤病，只有寥寥数语，被压缩在“附录三：后勤及保障人员情况”的最后几行，轻描淡写得像是对待几件损耗的装备。
林鹤记得庆功会——如果那能算庆功会的话——在局里那间总是散发着陈旧窗帘和香烟味道的小会议室举行。岳崇山坐在长桌一端，面前摆着搪瓷茶杯，热气袅袅。他穿着熨帖的白色短袖衬衫，风纪扣系得一丝不苟，头发梳得油光水滑，讲话时语调平稳，带着那种惯有的、令人如沐春风的权威感。
“这次‘风滚草’行动，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有力地支援了全局的战略研判。”岳崇山目光扫过台下稀疏坐着的人，在林鹤脸上似乎停留了半秒，又似乎没有，“这充分证明，我们的队伍是经得起考验的，是有战斗力的。当然，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令人痛心的意外……”他顿了顿，语气恰到好处地沉痛了一分，“对于齐大志同志的牺牲，和梁文同志的伤病，组织上深感痛惜，会严格按照规定，做好抚恤和后续治疗保障工作。”
严格按照规定。林鹤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后来发生的一切，证明了他的预感。老齐的烈士评定，因为“牺牲地点处于争议边缘地带，情况核实需要更多时间与协调”，被搁置了。抚恤金更是遥遥无期，老齐家里还有卧病的老娘和一对正在上学的儿女，妻子来局里哭过两次，被客气而坚决地挡在了信访办公室门外。小梁的病，成了“原因待查的特殊病例”，医疗费用报销扯皮，后续的治疗方案也迟迟定不下来。
林鹤去找过岳崇山，不止一次。第一次，岳崇山还算客气，让他“不要急，要相信组织，按程序走”。第二次，眉头就皱了起来，语气带着不易察觉的不耐烦：“小林，你的心情我理解，但局里也有局里的难处。经费紧张，编制压缩，方方面面都要权衡。你老是盯着这两个个案，会影响其他工作的。要有大局观。”
大局观。林鹤站在岳崇山那间宽敞、铺着暗红色地毯、散发着淡淡樟木和文件墨水气味的办公室中央，看着墙上那幅“宁静致远”的书法横幅，忽然觉得那四个字像四把冰冷的匕首。老齐永远埋在了黄沙之下，小梁的未来被不明疾病吞噬，他们的血与痛，在岳崇山的“大局”里，轻如尘埃。
事情急转直下是在今年春天。一份关于边境电子监听站布防调整的密级方案泄露，虽然很快被控制，但内部清查的飓风已经刮起。岳崇山第一时间将他叫去，不再是谈“个案”，而是直接面对质询。
办公室里的暖气还没停，烘得人燥热。岳崇山没泡茶，双手交叠放在光亮的办公桌面上，目光锐利得像要把他钉穿。
“林鹤同志，‘风滚草’行动，你是现场负责人。齐大志牺牲前，最后接触到的设备数据和行动日志，是由你汇总上交的。”岳崇山的语气平淡，却字字千斤，“现在出了这样的事，每一个环节，每一个人，都需要重新审视，对党、对国家、对历史负责。”
“岳局，您的意思是……”林鹤感到后背瞬间被冷汗浸透。
“我没什么意思。”岳崇山打断他，身体微微前倾，那种无形的压力扑面而来，“组织上需要你积极配合审查，说明清楚每一个细节。尤其是，在齐大志牺牲后，到你将最终报告提交上来之前，这段时间，所有经手过的材料，接触过的人，有没有任何异常？”
他特意强调了“异常”两个字，眼神里没有任何温度，只有审视和一种近乎冷酷的评估。林鹤明白了。在“大局”需要有人为此负责、至少需要有人分摊压力的时候，他这个曾为“个案”纠缠不休、并且确实掌握着某些敏感环节的前现场负责人，成了一个现成的、顺理成章的“选项”。
从办公室出来，午后的阳光白得刺眼，林鹤却觉得浑身发冷。他清楚，所谓的“审查”一旦开始，无论结果如何，他的前途都将蒙上厚重的阴影。甚至，为了尽快“结案”，某些“结论”可能早已在岳崇山的权衡中有了倾向。
就在那种孤立无援、仿佛被整个世界抛弃的绝望感达到顶峰时，那条隐蔽的、来自使馆区的“线”，主动触碰了他。最初只是一个模糊的暗示，塞在他常看的某本外文技术期刊的夹缝里。然后是两次极其谨慎的、利用公共电话的短暂通话。对方显然对他的处境和能力有着超乎寻常的了解，开出的条件直接而冰冷：安全庇护，一笔足够他远走高飞并安置老齐小梁家人的钱，以及，一个全新的、与过去彻底割裂的身份。
代价是他必须带去“足够份量”的东西。
他挣扎过，在无数个不眠的夜里，被忠诚与背叛、绝望与求生撕扯。但岳崇山那审视冰冷的目光，老齐家徒四壁的窘境，小梁日渐灰败的脸色，像走马灯一样在他眼前旋转，最终拧成一股推动他走向深渊的力量。
他花了几个晚上，在单位那间配有防磁保险柜的密阅室里，利用最后尚未被完全限制的权限，筛选、记忆、用最原始的方式摘录和加密。那些代号，那些频率，那些布防要点和人员架构……每写下一条，他都觉得自己灵魂的某一部分死去了。但他停不下来，一种混合着自毁快意、冰冷算计和彻底绝望的情绪支配着他。
于是，有了雷雨夜的翻墙，有了这间没有窗户的囚笼。
门外传来了脚步声，不是那种偶尔经过的、漫无目的的踱步，而是目标明确，越来越近，最终停在了他的门外。
林鹤猛地从回忆的泥沼中惊醒，心脏骤然缩紧，几乎要跳出喉咙。他下意识地将怀里的人造革提包抱得更紧，塑料提手勒进掌心，生疼。
没有敲门。只有钥匙插入锁孔，转动时金属摩擦发出的、在寂静中显得格外刺耳的“咔哒”声。
一下。两下。门锁开了。
然后，是门轴转动发出的、干涩喑哑的“吱呀——”声。
昏黄的光线从门外略微明亮的走廊流泻进来一些，映出一个被拉长的、模糊的人影。
林鹤坐在原地没动，也没抬头。汗水再次从额头渗出，顺着鼻梁滑落，在下巴处汇聚，然后滴落在他紧紧抱着提包的手臂上，留下一小片更深的水渍。
一个声音响起来，语调平稳，带着一种经过严格训练的中立和疏离，用的是略带口音、但异常清晰的中文：
“林鹤先生？”
林鹤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极其艰难地，从干涩灼痛的喉咙里，挤出一个沙哑得不像他自己的单音节：
“……嗯。”
他依旧没有抬头。目光死死盯着门口那片被外来光线照亮的地面，以及光影中，那双擦得一尘不染的、黑色男士皮鞋的鞋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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