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城外的空气仿佛凝固了硫磺与血腥，每一次呼吸都带着灼热的焦躁与死亡临近的预兆。黎阳仓的粮食让李密拥有了庞大的军队，裴仁基、秦叔宝、程咬金等骁将的归附更让他如虎添翼，如今，他要将这份力量，狠狠砸向隋室在东方的最后尊严。
十三日，战火再度被点燃。李密遣大将裴仁基、孟让，率领两万余精锐，绕过洛阳正面防线，以迅雷之势突袭城东要害——回洛东仓！守军猝不及防，这座储存着大量军粮的仓城迅速再次陷落。得手后，瓦岗军并未固守，而是纵火焚烧连接皇城与外部的重要通道天津桥，烈焰冲天，映红了半边洛水！旋即，铁骑四出，在洛阳东部区域大肆劫掠扫荡，马蹄声、喊杀声、哭嚎声撕裂了暮春的天空。
洛阳宫城内的越王杨侗与留守官员惊怒交加，立即调集兵马出城反击。在隋军有组织的反扑下，裴仁基、孟让部毕竟属于客军袭扰，见好就收，携掠获迅速撤离。然而，李密亲率的主力接踵而至，稳稳占据了回洛仓区域，并开始大修营寨壕堑，摆出了长期围困、步步紧逼的架势。
此时的东都洛阳，看似仍有二十余万军队据守，旌旗林立，刀枪如林。但这些兵马多是从各地溃退而来，或临时征召，士气低迷，指挥不畅。他们被迫日夜守在城头，梆子声昼夜不息，甲胄不敢离身，疲惫与恐惧如同无形的绳索，紧紧勒在每个守卒的脖颈上。真正的危机在于城内：粮食！连年战乱与漕运断绝，早已掏空了这座巨城的储备。与粮食的极度匮乏形成讽刺对比的是，府库中绢帛绸缎堆积如山，却无法果腹。饥荒蔓延，百姓乃至部分军士竟到了“以绢为汲绠”（用绢布当打水的绳子）、“然布以爨”（焚烧布匹来煮饭）的荒唐绝境！
越王杨侗深知困守无粮等于坐以待毙，他一方面冒险组织人手，趁瓦岗军立足未稳，从尚在隋军零星控制下的回洛仓残存部分抢运些许粮食入城，杯水车薪，却也好过无米下锅；另一方面，紧急调整城防，派遣兵马在宫城外的丰都市、上春门、北邙山等要地设立九座大营，每营五千人，试图形成内外呼应、犄角互援的防御体系，以应对李密越来越大的压力。同时，坏消息不断从南方传来：房献伯攻陷汝阴，淮阳太守赵陁举郡投降李密，瓦岗势力正向江淮渗透。
十九日，李密亲率三万生力军，再次猛扑回洛仓，不仅巩固占领，更驱使大量士卒民夫，大规模挖掘壕沟、修筑壁垒，将这座粮仓变成了逼近洛阳城下、坚固无比的前进堡垒。洛阳留守段达等人被逼到墙角，集结七万兵马出城，试图拔掉这颗钉子。二十一日，两军在回洛仓北爆发激战。内部矛盾重重的隋军，面对养精蓄锐、士气高昂的瓦岗“内军”及裴仁基等部，甫一接战便显颓势，最终溃败，狼狈逃回洛阳城中。此战之后，瓦岗军对洛阳的陆上封锁更为严密。
军事威逼的同时，李密深知“诛心”的重要性。二十七日，他使出了酝酿已久的政治重拳：命其元帅府首席记室、素有文名、曾效力隋室却不得志的祖君彦，起草了一份慷慨激昂、流传千古的讨隋檄文《为李密檄洛州文》，以李密的名义传送天下郡县！
这篇檄文，与其说是公告，不如说是对隋炀帝杨广统治的审判书。它系统性地列出了炀帝十大罪状，从弑父篡位、乱伦宫闱、穷兵黩武、滥征民力、巡游无度、苛政猛税，一直到骄奢淫逸、拒谏饰非、失信天下、祸乱华夏……字字如刀，句句见血，将杨广数十年统治的黑暗与荒谬剥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行文磅礴，情感激烈，尤其结尾处那震铄千古的名句：
“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这已不是一般的声讨，而是代表天下不堪忍受暴政的百姓与士人，对隋室合法性的彻底否定与道义上的宣判！檄文所到之处，无论官民，闻者无不动容心惊。李密与瓦岗军的形象，从一个“强大反贼”迅速升格为“代天伐罪”的潜在新朝主宰。祖君彦之文采与激愤，借李密之势，给了摇摇欲坠的隋帝国最后一记沉重的精神重击。
当李密的檄文与大军在洛阳城外肆虐时，千里之外的江都，却是另一番醉生梦死的景象。运河畔的宫殿依旧笙歌曼舞，似乎中原的烽火与饥嚎只是遥远而不真切的背景杂音。
洛阳危如累卵的消息，终于通过一位忠勇之士，穿越层层险阻，送达了江都宫。越王杨侗派遣太常丞元善达，乔装改扮，冒险穿越已被各路义军切割得支离破碎的中原大地，历尽艰辛，终于抵达江都行宫。当他被引入殿中，面对高居御座、面色被酒色浸染得有些浮肿的隋炀帝时，连日奔波的疲惫、目睹洛阳惨状的悲愤、以及肩负的重任，一齐涌上心头。
元善达伏地泣奏，声音哽咽：“陛下！东都……东都危矣！李密逆贼，拥众百万，已围困洛阳，占据洛口、回洛诸仓，断绝粮道！如今城内……军民无食，炊骨易子……陛下！陛下若能速速返驾西还，御驾亲临，贼众慑于天威，不过乌合之众，必作鸟兽散！如若不然……东都必陷，宗庙倾危啊！陛下——！”说到激动处，他匍匐在地，涕泪交流，呜咽不能成声。
这番血泪陈词，描述的场景是如此惨烈急迫，以至于久已麻木的隋炀帝，脸上也不禁微微动容，露出一丝惊疑与震动。
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一个温和却极具蛊惑力的声音在一旁响起，瞬间浇灭了皇帝眼中刚刚燃起的一丝微光。说话的是内史侍郎虞世基，炀帝最为宠信、几乎言听计从的近臣。他出列，躬身奏道：“陛下息怒，且莫被此人妄言所惑。越王年少，深处围城，见识不明，易为下人所欺瞒。若真如元善达所言，李密有百万之众围得洛阳水泄不通，他区区一个太常丞，又是如何穿越贼营重重，安然抵达江都的呢？此必是夸大其词，乃至虚构险情，意图惊扰圣听，或为他事张目罢了。”
这番话，巧妙地将一个忠臣冒死送信的壮举，扭曲成了“谎言”和“别有用心”。它迎合了隋炀帝内心深处不愿承认局势彻底崩坏、不愿离开江都温柔乡的逃避心理。
果然，杨广的脸色瞬间由动容转为阴沉，继而勃然大怒！他猛地一拍御案，指着跪在地上的元善达，厉声喝道：“大胆元善达！区区小臣，安敢在廷上危言耸听，辱朕耳目！你所言尽是一派胡言，乱朕心志！来人！”
他根本不给元善达任何辩解的机会，在虞世基看似无奈实则阴冷的注视下，下达了荒谬而残忍的旨意：“将此妄人给朕押下去！他不是能从贼中来吗？那就再让他从贼中回去！命他即刻启程，穿越‘贼区’，前往东阳催运粮赋！若再有延误，严惩不贷！”
这无异于将元善达直接送入死地。殿中一些尚有良知的官员面露不忍，却慑于皇帝暴怒与虞世基的权势，无人敢言。元善达愕然抬头，看着御座上那张因愤怒而扭曲的熟悉又陌生的脸，眼中最后一点希望的光彻底熄灭了，化为一片死寂的灰败。他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重重地、仿佛用尽全身力气，叩了一个头，然后被侍卫拖了出去。
不久之后，中原传来消息，元善达在奉命“穿越贼区”的途中，果然遭遇乱兵，被杀。消息传回江都，朝野上下，一片死寂。从此，再也无人敢向炀帝奏报任何关于“盗贼”的真实情况。江都宫内外，谎言与谄媚成了唯一的生存法则，末日狂欢的气息愈发浓烈。
而这一切的助推者虞世基，以其“容貌沉审”、善于揣摩上意、言辞总能迎合皇帝心意的本事，独享炀帝宠信，权势熏天。朝臣无出其右。其亲戚党羽依仗其势，卖官鬻爵，司法狱讼也明码标价，贿赂公行，门庭若市。朝野对此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
更致命的是，另一位精于权术的官僚——内史舍人封德彝，紧紧依附于虞世基。他深知虞世基虽得宠却不擅长具体政务，便暗中为其出谋划策，代为处理诏命文书。他巧妙地筛选百官奏疏，凡内容触怒皇帝或揭露实情的，一律扣押不报；审理案件时，则故意援引严苛条文，深文周纳，加重惩罚；而论功行赏时，则尽量贬低削减。通过这套“报喜不报忧”、“严刑薄赏”的组合拳，他使得虞世基的“圣眷”日益稳固，而大隋王朝最后一点政事运转的机能与人心，也随之彻底败坏。封德彝躲在虞世基的阴影里，悄然拨动着帝国沉没前最后的指针。
北方，李密的檄文与战鼓震天动地；南方，江都的宫殿里，最后的忠言被扼杀，谎言在鸩酒般的笙歌中发酵。隋帝国巨舰的龙骨，在截然相反却又相互促成的两种力量撕扯下，发出了断裂前最刺耳的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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