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进如下了汽轮，在码头叫了辆黄包车，用当地方言说了个巷名。车夫拉着他在汉口错综复杂的街巷中穿行，最终停在一条不知名的小巷口。
凭着特科工作的经验，侯进如对这套流程再熟悉不过。他付了车资，不紧不慢地走进巷子，确认身后无人跟踪后，才闪身来到一家绸布庄的后门。按照约定节奏叩响门板，木门应声开启一道缝隙。他迅速侧身而入，门立即在身后合上。
院内光线昏暗，立即有人上前低声道：“先生找谁？”
“买三匹江宁缎子。”
“要什么花色？”
“湘绣红梅。”
暗号虽已对上，在侯进如进了房门之后，对方仍仔细查验了他的证件。在查验没有问题之后，在这时，武汉省委的接头人从里间快步走出，紧紧握住他的手：“进如同志，可把你盼来了！我们都等着党中央的指示呢。”
出于保密纪律，侯进如不便透露此行任务，只是礼貌回应：“辛苦了同志。柳书记现在何处？”
接头人笑着回应道：“柳书记外出联络，很快就回。你先到里间歇息，书记回来我立即通报。”
时的柳直道，正奔波于鄂西北山区，与活跃在那里的红军部队进行联络。在接到中央要求他立即返回武汉的紧急命令后，他当即启程，日夜兼程赶往汉口。
历史上，这一时期鄂省省委因斗争环境极端恶劣，组织建制与人员变动极为频繁。柳直道的工作重心已转移至鄂西北等地，主要负责根据地与红军的协调工作，省委的核心职能也逐步与湘鄂西等苏区党组织协同整合。按原定历史轨迹，柳直道将于1932年9月在肃反运动中不幸遇害。
然而，由于周亦云的存在与暗中影响，此时间线上的鄂省党组织并未遭到严重破坏，其核心力量得以在隐秘状态下顽强保存。一个关键的转变在于，柳直道一直与蒋现云保持着单线联络，但他对此背后的复杂性一无所知——他始终不知道，周亦云的真实身份正是这一特殊联络渠道得以建立和维持的根本原因。
在鄂省省委秘密联络点的里间，侯进如终于见到了风尘仆仆从鄂西北赶回的柳直道。两人没有过多寒暄，在确认环境安全后，侯进如便直接传达了中央关于在武汉发动武装起义的正式决定。
“直道同志，中央经过慎重讨论，已最终决定在武汉举行起义。我此次前来，就是负责传达命令并协助进行前期准备。”
柳直道听罢，神色凝重。他虽已通过中央之前的电报知晓了国际派占据上风的动向，但作为长期扎根湖北、深刻了解敌我力量对比的省委书记，他内心始终认为，在敌人统治如此严密的中心城市进行暴动，是极具风险的。然而，强烈的组织纪律性让他立刻表态：“坚决服从中央决定。省委一定全力配合，完成起义准备工作。”
事实上，柳直道对此并非毫无准备，只是他的准备方向更为审慎。他此前亲赴鄂西北，核心任务正是与贺同志领导的红三军建立紧急联络机制，并商定了一项应急方案：一旦武汉起义受挫，红三军便立即沿汉水急速北上策应，为起义部队向洪湖地区转移开辟通道。在柳直道心里这既是他作为省委书记为革命力量留存火种的责任感体现，然而中央的路线也让他和当时一部分务实干部对“城市中心暴动”路线的隐忧。
特别是他们在武汉民党军队中已经有了相当的力量，省委一直认为这股力量不应该在不合适的时候动用，然而中央决定在武汉发动武装起义让武汉省委不得不拿出底牌。
所以，当柳直道告知侯进如，省委目前竟与已官至显位的蒋先云保持着一条秘密联络渠道时，侯进如在瞬间的惊喜之后，涌上心头的是更强烈的震惊与警惕。
作为长期从事特科工作的干部，他太清楚“脱党”与“变节”往往只有一线之隔。他当然记得，蒋现云曾是黄埔军中赫赫有名的“红党带头大哥”，是当年无数青年党员仰望的旗帜。但正因如此，他在大革命那个关键时刻的公开“脱党”，其影响才尤为恶劣，其立场在侯进如看来，也因此更显得暧昧不明。
“蒋现云？”侯进如的声音下意识地压低了，带着不容置疑的审慎，“直道同志，我党过往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他当年是何以脱党的，组织上至今未有明确结论。这样一位身处高位的‘前同志’，主动与我们保持联系，其动机究竟是什么？是念及旧情，还是另有所图，甚或是敌人设下的诱饵？这条线的安全性，必须作为首要问题重新评估！”
侯进如的质疑犀利而冷静。在他看来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武汉，任何一点疏忽都可能意味着灭顶之灾。面对这样一个极具诱惑力却又充满未知风险的渠道，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利用，而是彻查。
柳直道理解侯进如的疑虑，他压低声音，神色认真地解释道：“进如同志，你的警惕是完全必要的。关于蒋先云，我们最初也抱有极大的怀疑。但经过几次试探，他的行为确实经得起推敲——他不仅在战场上冒险释放过我们被捕的同志，还多次传递过一些看似边缘、事后却证明准确无误的军事情报。我们综合分析认为，他虽公开脱党，但内心或许仍保有对革命的同情，以及对当下时局的不满。”
他稍作停顿，给出了最有力的依据：“更重要的是，我们已将这条线索的情况、以及我们的初步判断，向中央作了详细汇报。中央当时的回复明确指示：‘可以大胆接触，谨慎利用，由我单线掌握，严格保密。’正因为有中央的背书，这条联络渠道才得以建立并维持至今。在使用上，我们极为克制，目前所有迹象表明，它是安全且可靠的。”
基于特科工作的经验与中央赋予的临机决断之权，侯进如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先不直接动用可能已被监视的本地组织网络，而是利用这条意外的“外围渠道”，通过蒋现云向周亦云传递信息。他亲自起草了一份密函，内容并未直言起义计划，而是以探讨时局为名，隐晦地提及“武汉城内，大有可为”，并强调了“里应外合”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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