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月28上海事变开始之后,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巨大影响,调查团果然按照日本关东军的策划,他们的目光被吸引在了上海,上海战场一开,世界的目光全部被吸引在了上海。
1月29日凌晨,日军增援1700多人,凭借飞机、装甲车狂轰滥炸,扬言“四个小时攻下闸北”。19路军在防空、重型装备缺失的情况下,将手榴弹捆在一起炸毁日军装甲车履带,敢死队冒死近战,经多次阵地争夺,击毙日军100多人并炸毁5辆装甲车,成功击退进攻。
日军随后转而进攻吴淞要塞,还将交通枢纽上海北站列为重点摧毁目标。中国守军严守吴淞阵地,国民政府命令空军也派出战机协同作战。
上海战局不利的消息很快传至关东军与日本参谋本部。为达成既定作战目标,日军迅速更换前线指挥官,并向上海方向增调兵力。这一动向很快被南京方面所掌握。
此时正从保定南下武汉的周亦云得知军情紧急,立即向南京政府发出请战电文,当周亦云的电文发出去之后,请战电报不断的送到了南京。
南京委员长府邸内,毛庆祥手持一叠电报快步走入,向司令报告:“司令,这些都是我中央军将领主动请缨的电文。”
此时的司令正在处理政务,听闻毛庆祥的话,司令略感意外,抬眼看向毛庆祥问道:“都有哪些人?”
毛庆祥禀报:“周亦云、杜玉明、张治中等二十七位将领。”
司令听闻当即指示毛庆祥召集侍从室主要官员召开紧急会议。
在会上,司令开门见山地说道:“上海是我国民政府的财政命脉,绝不容有失。但以我军现有实力,尚难独自击退日军。当前要务,应立即将‘外交斡旋’作为解决淞沪战事的核心策略。”
很快,与会众人便围绕这一既定策略展开讨论。当侍从室官员们得知政府已决心将外交途径作为优先选择时,会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有人主张立即联络英美驻华使节,利用列强在华利益牵制日军行动;也有人建议通过第三国向东京传递和谈信号,试探日方底线。
就在这场小型会议进行的同时,上海前线战报如雪片般飞入南京统帅部。日军新增的两个师团已在吴淞口完成登陆,国军防线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这份紧急军情让会议室里的每个人都意识到:外交斡旋必须争分夺秒,前线的将士们可能等不了太久。
司令听取最新军情后,立即意识到此战不仅需要借助国际舆论施压,更要以坚实的军事行动为后盾,实现“以战促和”。但在前线指挥官的人选上,他却一时难以决断。此人既要具备足够的资历与威望,又须出自中央军嫡系,能确保在有限的战役规模内有效阻滞日军攻势;更重要的是,其麾下部队绝不能影响到对江西红区的主力围剿。
司令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周亦云,但站在旁边的,一位侍从武官适时提醒道:“司令,周将军刚返回东北,旋又从保定南下,若再委以重任,恐功高震主,黄埔侧目。”此言切中司令的要害。
司令不得不考虑,在考虑之后,经与幕僚们反复商议,司令最终决定:调遣嫡系第四集团军东进,驻防南京、苏州等要地,同时以第十八军为主力增援上海战场。这一部署既确保了淞沪前线的战斗力,又未动摇“剿共”大局,还可以完全占领上海这个财税重地可谓三全其美。
很快命令就传到了武汉,18军迅速的动员了起来,等待鄂军回到武汉,很快周亦云所部鄂军奉命回防原驻地。部队开进武汉时,城中父老箪食壶浆,夹道相迎。欢呼声与鞭炮声连绵不绝,征尘未洗的战士们望着熟悉的街巷与乡亲,不少人都红了眼眶。
此时的周亦云与杜玉明等人并肩登上武昌城楼。凭栏远眺,长江东去,烟波浩渺。周亦云沉默片刻,转身对着杜玉明郑重说道:“玉明兄,此去上海,还望万事小心。日军舰炮犀利,射程既远,威力又巨,我军在水域作战中常吃大亏。黄浦江上的敌舰,不可不防,定要注意安全。”
杜聿明闻言动容,用力握住对方的手:“亦云兄叮嘱,玉明谨记在心。你在武汉整补兵马,建设武昌,责任同样重大。盼来日我们在一起作战,共破敌寇!”
二人相视点头,一切尽在不言中。此时蒋先云也快步登上城楼,三位将领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简短话别后,杜聿明转身大步走下城墙,登上等候已久的军用汽车。车队卷起烟尘,渐行渐远,最终消失在东方的晨雾之中。
赣省中央苏区,一封来自南京的紧急密电打破了苏区的平静,机要员很快便把急电火速送至在中央军委的博故手中。博故打开电文,眼中闪过一道锐光,不禁击节叹道:“真乃天助我也!”
博故当即指示联络员尽快联系鄂省,让鄂省省委和侯进如取得联系,将这一最新局势变化传达过去。
与此同时,武汉的夜色正浓。一艘客轮缓缓靠拢江汉码头,侯进如独立船头,望着眼前景象,不禁怔住——整座城市灯火通明,街道上人流如织,这番繁华景象,与他想象中的武汉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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