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辩
深秋的稷下学宫，银杏金黄。姬稷坐在回廊下，聆听一场关乎国家根本的辩论。来自各国的士人学子济济一堂，围绕着重农还是重商各抒己见。
“治国之道，在重本抑末！”一个面色黝黑的儒生振袖而起，“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农为国之本，商为末业。若人人逐利，谁事农耕？”
对面一个身着锦袍的士人立即反驳：“谬矣！太史公言：‘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农工商各司其职，方能国富。”
姬稷静静记录着。这些年来，他游历列国，亲眼见证了不同经济政策带来的结果。此刻听着这些辩论，心中浮现出一个个鲜活的场景。
他想起在齐国看到的繁荣景象。那里遵循管仲“四民分业”之策，士农工商各得其所。临淄城中商贾云集，手工业发达，而周边农田也未见荒废。
“齐人重商，却不轻农。”一个来自齐地的学子说道，“管仲设盐铁之利，通鱼盐之货，使齐富甲天下。可见工商未必害农，反而可补农业之不足。”
这时，一个法家士人站了出来，声音冷峻：“商君有言：‘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秦行抑商之策，使民力尽归于农，方得富国强兵。今观天下，秦最富庶，此非明证？”
姬稷脑海中立即浮现出秦地的景象：田野井然，农人勤耕，但市集冷清，货物单一。虽仓廪充实，却少了几分活力。
“然秦地百姓，生活何其艰辛！”一个曾游学秦地的儒生叹道，“商贾受抑，货流不畅，农人有余粮不得易货，有剩余不得变现。此岂治国之道？”
辩论愈加热烈。姬稷注意到，各家学说虽各执一词，但细究之下都有其道理。儒家主张均衡，法家强调集权，道家提倡无为，墨家关注实用。
最让他深思的是荀子门徒的一席话：“天地生财，各有其道。农生之，工成之，商通之。三者相济，则财用足；三者相妨，则财用匮。”
这时，学宫祭酒缓步登台，众人肃静。
“诸子之争，实为治国之道的不同选择。”祭酒环视众人，“重农者，求稳定；重商者，求发展。然治国如烹鲜，过与不及皆不可。”
他命弟子展开一幅地图：“诸位请看，齐重商而富，秦重农而强，楚工商并重而民安。可见政策当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姬稷想起这些年的见闻：在商业发达的齐地，确实富庶繁华，但贫富悬殊；在重农抑商的秦地，虽相对平均，但生活困苦；在政策宽松的楚地，则介于两者之间。
夜幕降临，辩论暂歇。姬稷在灯下整理记录，忽然领悟到：这些看似对立的主张，实则反映了治国理政的不同维度。如同医家用药，或补或泻，全在辨证施治。
“经济政策，当如良医用药。”他在竹简上写道，“有时需扶持工商以活血脉，有时需重农固本以培元气。关键在于审时度势，把握分寸。”
窗外，月色如水。姬稷知道，这场辩论不仅发生在稷下学宫，更在每一个诸侯国的朝堂上上演。而不同的选择，正塑造着各国不同的命运。
在这百家争鸣的时代，经济思想也在碰撞中迸发出智慧的火花。这些火花，将照亮中国未来两千年的经济发展道路。
而这一切，都只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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