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已彻底陷入了绝境。
连日的苦战，已经让他们疲惫不堪，再也没有往日的锐气和杀气。
更致命的是，后方的联络线，被李品仙（时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麾下的豫南游击纵队与皖西保安团割得七零八落。
前线日军既收不到指挥部的完整指令，也得不到一粒粮食、一发子弹的补充。
四面八方，都是中国军队的反攻号角声，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将日军牢牢困在豫南的泥潭里。
武汉指挥部的电报机还在 “滴滴答答” 地响着。
园部和一郎知道，如果再不撤退，他这几万精锐，就真的要交代在豫南这片泥潭里了。
二月二日凌晨，他被迫下达了全线撤退的命令。
但是，作为一支骄横惯了的侵略部队，日军并不甘心就这么灰溜溜地逃跑。
他们在撤退之前，还想做最后的挣扎，一场用南阳百姓的鲜血换取撤退时间的阴狠算计，正在第三师团的指挥部里酝酿。
日军第三师团师团长丰岛房太郎中将，在接到撤退命令的当晚，就撕碎了电报：“不能就这么走！拿下南阳，让中国人知道我们的厉害！”
日军第三师团，在接到撤退命令后，并没有立刻东归。而是突然调转枪口，向西窜犯南阳。
他们的目的，很阴险：企图通过攻击南阳这个豫西南重镇，制造‘中国军队腹地告急’的假象，吸引主力回援，从而为他们的主力部队争取到撤退的时间。
二月四日拂晓，日军集中十余门山炮轰击南阳城墙。此时南阳守军仅为地方游击武装（约两个营兵力） （豫南游击第 22 纵队主力驻守汝南），主力已随汤恩伯部追击，兵力悬殊之下，南阳最终陷落。
然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早已看穿了他们的伎俩。
他根本不理会南阳的得失，深知日军已是强弩之末，南阳不过是虚晃一枪。
他下令，各路追击部队绕过南阳，直扑日军的必经之路——信阳和明港，切断他们的最后退路！
“穷寇，务追！”
李宗仁的四字命令，通过无线电传到了每一支追击部队的阵地上。一场规模浩大的追歼战，在豫南的平原上全面展开！
那个在战役初期，因为不停撤退而感到憋屈的老兵 “王文虎”，此刻终于扬眉吐气了。
“弟兄们！冲啊！别让这帮龟儿子跑了！”
王文虎嘶吼着，声音因为激动而沙哑。他跑得比谁都快，他要追的，不仅是溃逃的日军，更是过去几年里被侵略的耻辱！每多追一步，就离复仇近一步；每多杀一个敌人，就给牺牲的战友多一份告慰。
日军的撤退，很快就变成了一场灾难性的溃败。
在明港附近的泥泞道路上，他们丢弃了大量的火炮、坦克和车辆 —— 山炮 12 门、九七式坦克 3 辆、军用卡车 47 辆，甚至还有来不及带走的粮食和药品，全都成了中国军队的战利品。
在淮河支流的渡口，日军为了争抢仅有的几艘木船，竟然互相开枪，有的士兵被挤下水，在冰冷的河水里挣扎着沉没（此场景见于《豫南会战亲历记》中老兵回忆）。
二月七日，汤恩伯的第八十五军（军长李楚瀛）率先赶到明港，炸毁了日军撤退必经的铁路桥；孙连仲的第六十八军（军长刘汝明）则在信阳以东的罗山设伏，将日军的后卫部队全歼。
接下来的五天里，豫南平原上到处都是激战的痕迹。王文虎所在的第十三军二师，在信阳以北的五里店，与日军第四十师团的残部展开白刃战。王文虎的刺刀捅进一个日军士兵的胸膛时，甚至能感受到对方身体的颤抖，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 “皇军”，此刻已成了待宰的羔羊。
二月十二日，经过数日的激战，中国军队基本恢复了战前的所有阵地。从遂平到南阳，从明港到信阳，豫南的土地上，再也看不到日军的影子。
豫南会战，历时近二十天（1941 年 1 月 25 日至 2 月 12 日），最终以中国军队的辉煌胜利而告终。这场胜利，虽然没有像万家岭大捷那样成建制地歼灭日军一个师团，但其意义却毫不逊色：中国军队以伤亡约 7000 人的代价，毙伤日军 9000 余人（数据源自 1941 年 3 月第五战区战后战报） ，缴获火炮 24 门、步枪 1800 余支，彻底粉碎了日军 “打通平汉路、寻歼第五战区主力” 的战略企图。
它更像是一场高超的 “智谋秀”。
李宗仁没有与日军硬拼钢铁和炮弹，而是用 “诱敌深入” 的口袋阵，让日军分散兵力；
用 “围点打援” 的计策，牵制日军的反扑；
最后用 “穷寇必追” 的决心，将溃败变成了歼灭 。
李宗仁，用他那精妙绝伦的 “口袋阵”，再一次给骄横的日本将领上了一堂生动的、关于 “中国兵法” 的课。
他向世人证明，战争不光是靠钢铁和炮弹，更是靠智慧，和对人心的把握：他知道日军的骄横会让他们轻视 “撤退”，知道丰岛房太郎会用南阳来牵制，更知道中国士兵心中的仇恨，能化作最强大的战斗力。
豫南的奇谋，暂时落下了帷幕。
而另一场，即将震惊世界的、以“铁血”着称的大捷，也即将在南国的另一片战场上，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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