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的硝烟，尚未散尽；广州的城头，刚刚易帜。
整个中国，像一艘在狂风巨浪中，刚刚闯过一片最险恶礁石区的破船，船身之上，千疮百孔，筋疲力尽。
在东京，日本大本营，也同样感到了疲惫。
他们，算了一笔账。 从“七七事变”到武汉会战，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投入了数十个师团，伤亡了数十万士兵，耗费了天文数字的军费。
可结果呢？
他们虽然占领了中国大片的土地和城市，却既未能迫使国民政府屈服，也未能击歼中国军队的主力。
这场本以为“三个月”就能结束的战争，已经变成了一个深不见底的、不断吞噬着帝国人力和物力的巨大泥潭。
于是，一九三八年底，日本大本营，向驻扎在中国的派遣军，下达了一道看似“保守”的命令：如无特别重大的必要时，不企图扩大占领区。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
他们所谓的“不扩大”，不是要和平，而是要“消化”。他们要巩固已占领的地区，并加强对汪精卫这类新汉奸政权的扶植，企图用“以华制华”的政治阴谋，来瓦解中国的抵抗意志。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放下屠刀。
日本驻武汉地区的第十一军，实际上，成了唯一一支对中国继续进行野战攻击的主力部队。它的司令官，就是那个心狠手辣的，冈村宁次。
冈村宁次，就像一条潜伏在水草下的毒蛇，时刻准备着，对疲惫的中国，发动致命的一击。
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南昌。
南昌，是江西的省会，是南浔铁路和浙赣铁路的交汇点，是中国第九战区和第三战区后方联络和补给的枢纽。更重要的，中国的空军，还时常以南昌的机场为基地，袭击长江上的日军舰艇。
在冈村宁次看来，南昌，就是一颗扎在他咽喉里的钉子，必须拔掉。
一个代号为“仁号作战”的计划，开始秘密地制定。
而在中国方面，气氛同样凝重。
最大的打击，不是来自战场，而是来自内部。
一九三八年底，国民党的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由重庆潜逃河内，叛国投敌。
这个消息，像一颗重磅炸弹，在中国的政坛上，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它，让本已艰难的抗战局势，蒙上了一层更深的阴影。
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国民政府最高当局，也意识到，单纯的被动防御，已经无法阻挡日本的蚕食和政治诱降。
必须，主动出击！
必须用一场胜利，来回应汪精卫的背叛！
必须用一场反攻，来告诉日本人，中国，打不垮，更不会降！
一九三九年二月下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根据各方情报，准确地判明日军有攻占南昌的企图。
蒋介石，决定，先发制人。
三月八日，他亲自致电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
“第九战区为确保南昌及其后方联络线，决即先发制敌，转取攻势，以摧破敌之企图。攻击准备应于3月10日前完毕，预定攻击开始日期为3月15日。”
这是一道，充满了主动性和进攻精神的命令。
然而，薛岳，这位刚刚在万家岭打了大胜仗的“老虎仔”，却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他于三月九日、十日，接连致电蒋介石，陈述困难：部队在武汉会战中损失惨重，整训尚未完毕；武器弹药，特别是炮弹，补给严重不足；仓促发动攻击，准备不及，恐怕难以达成目标。 他请求，将攻击日期，延至三月二十四日。
蒋介石于三月十三日复电，言辞之中，透露出一丝焦急和不容置疑的意味：
“惟因目的在先发制敌及牵制敌兵力之转用，故攻击开始日期不能迟于本月敬日（即24日）。”
你看，这就是当时中国战场的困境。
最高统帅，渴望用一场胜利，来扭转政治上的被动。
而前线将领，却要面对武器弹药匮乏、部队疲惫不堪的残酷现实。
就在这最高层与第一线，来回电报商讨、犹豫的几天里。
那个早已准备就绪的、更高效、也更残酷的战争机器，已经开始转动了。
冈村宁次的屠刀，抢先一步，挥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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