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国古都沦陷的噩耗与那份来之不易却充满妥协的“团结”协议，如同冰与火，在每一个关心国运的人心中激烈冲撞。悲愤是共通的，但由此衍生的道路选择，却开始显现出愈发清晰的分野。
辽西的回应最为直接和猛烈。张汉卿下达的“复仇式”全面破袭作战命令，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得到了彻底的执行。孙铭九的挺进支队如同数把尖刀，趁着关东军部分兵力被牵制在南线的机会，多点开花，猛烈袭击了辽西、热河地区的数条铁路线和多个孤立据点。爆炸声此起彼伏，铁轨被掀翻，电线杆被砍倒，运输车队遭遇伏击。虽然未能攻克大型城镇，但这种无处不在的袭扰，极大地破坏了日军的后勤补给和通讯联络，迫使关东军司令部不得不从前线抽调部分兵力回防，加强守备。这是一次带着血性与怒火的宣告：东北的抵抗力量，不仅没有因关内的惨败而消沉，反而更加活跃，更加致命。
而在武汉，那份刚刚达成的脆弱协议，正面临着第一次严峻的考验。协议中承诺的补给，在具体落实层面遭遇了重重阻碍。军政部的官僚们以“运输困难”、“库存不足”、“需统一调配”等各种理由拖延、克扣。拨付给八路军和东北联军新编第一路军的物资，数量远低于协议约定，且多为陈旧不堪之物。
于凤至与伍豪先生再次站到了一起，他们联名向最高国防咨询机构提交了措辞强硬的质询函，并要求面见最高当局陈述利害。
“这不仅仅是几箱弹药、几担粮食的问题！”于凤至在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面对几位负责此事的官员，语气前所未有的严厉，“这是信用问题！是态度问题！协议墨迹未干，承诺言犹在耳，转过身就如此行事，岂不让在前线流血牺牲的将士寒心？让全国期盼真正团结的民众失望？这究竟是下面的人阳奉阴违，还是……” 她没有把话说完，但锐利的目光已经说明了一切。
伍豪先生则从更宏观的角度阐述：“倘若连这最基本的、白纸黑字约定的物资都无法保证，那么所谓的团结抗战，岂非成了空中楼阁？这只会亲者痛，仇者快！某些人或许以为这样可以限制我们的发展，殊不知，这是在削弱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战力量，是在帮侵略者的忙！”
他们的抗争起到了一定作用，在巨大的舆论压力和最高当局出于维护表面团结的考虑下，物资拨付的流程有所加快，情况略有改善，但距离公平和足额，依旧遥远。所有人都明白，猜忌和限制的坚冰，并非一纸协议就能融化。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个令人震惊且愤怒的消息，如同瘟疫般在高层小范围秘密传播开来：那位原本位居党国副总裁之尊的汪先生，竟于日前借故离开战时首都，随后彻底失去联络，其核心党羽也一同消失。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并非简单的擅离职守，而是有预谋地出走，其目的地，极有可能是已被日军占领的南方都市。
消息得到初步确认的那一刻，于凤至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仍感到一阵窒息般的恶心与愤怒。在国家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在无数将士平民浴血牺牲、哀鸿遍野之际，这位曾身居高位的任务，竟然选择了可耻的背叛！这不仅仅是个人的堕落，更是对整个抗战阵营士气的沉重一击。
“无耻之尤！”一向沉稳的伍豪先生也难得地拍了桌子，脸上满是鄙夷与痛心，“他这是要将‘汉奸’二字，牢牢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很快，更详细的情报传来。汪氏一行已抵达南方那座沦陷的城市，并正在与侵略者紧密接触，酝酿组织一个所谓的“新政府”，意图瓦解抗战阵营。
武汉方面陷入了短暂的混乱和极大的被动。最高当局震怒异常，一方面严密封锁消息，避免造成恐慌；另一方面，则紧急商讨应对之策。
这场突如其来的高层叛逃事件，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抗战阵营内部的光明与黑暗，坚定与动摇。它也像是一剂猛烈的催化剂，迫使那些尚且犹豫、观望的力量，必须做出更明确的选择。
在于凤至和伍豪先生的极力推动下，最高国防咨询机构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于凤至在会上慷慨陈词：
“汪某人的背叛，固然令人痛心疾首，但也彻底撕开了某些人‘和平妥协’的假面具！这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抗战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唯有坚持到底，才能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与生存！此刻，我们更应坚定团结，清除内部一切悲观动摇的情绪，用实际行动，粉碎投降派的无耻谰言！我建议，立即以联合名义，发表通电，严厉声讨汪某人的叛国行径，昭告天下，我抗战阵营内部，虽有分歧，但抗战到底之决心，绝不动摇！”
她的提议得到了伍豪先生以及桂系、滇系代表的支持。这一次，最高当局也无法再回避。很快，一份由多方联署的、措辞严厉的声讨通电，向全国发出，正式将汪氏钉在了民族的耻辱柱上。
这一事件，在带来混乱与耻辱的同时，客观上也促使原本松散的“团结”向前迈进了一小步。至少在公开层面，各方势力在反对投降、坚持抗战这一根本立场上，达成了空前的一致。
与此同时，在辽西根据地内部，另一场深刻的“铸魂”工程，正在王向阳等人的努力下，悄然进行，并开始结出果实。
挺进支队的试点经验，被系统总结后，开始向其他主力部队推广。政治委员制度逐步建立，士兵委员会的作用日益凸显，扫盲教育和政治课成为了部队日常的一部分。一种不同于旧式军队的风气，开始在辽西抗日联军中弥漫。士兵们不再仅仅是因为军令或者对长官的个人效忠而战，他们开始懂得“国家”、“民族”、“人民”这些词汇的深刻含义，明白了自己战斗的意义。
张汉卿在一次视察部队时，亲眼看到一个班的士兵在战斗间隙，围坐在一起，讨论如何利用地形更好地打击敌人，如何发动驻地百姓协助侦察。那种积极主动、充满智慧的氛围，是他过去在旧军队中从未见过的。他不得不承认，于凤至坚持引入的这套方法，确实在从根本上改变着这支军队的气质，一种更坚韧、更有信仰的“军魂”正在被铸造。
他给仍在武汉周旋的于凤至发去密电，只有简单几句：“内部整训，成效渐显。汪逆事发，南方震动。吾处一切安好，秣马厉兵，只待时机。盼早日归来。”
电文穿越战火，传递的不仅是信息，更是在这纷乱时局中，夫妻二人彼此支撑、共同前行的坚定信念。外面的世界正在经历裂变与阵痛，而在辽西这片饱经战火的土地上，新的力量、新的希望，正在艰难却顽强地破土生长。
汪逆叛逃的丑闻如同一块巨石投入水中，涟漪不断扩散。日军利用此事大肆进行政治宣传，企图瓦解中国军民的抵抗意志。而在全国范围内，声讨汪逆、坚持抗战的浪潮也愈发高涨。与此同时，经过艰苦谈判和多方斡旋，一条极其隐秘的、经华北敌后通往辽西的物资通道，终于试探性地送出了第一批数量有限却意义重大的物资——主要是药品和通讯器材。希望的微光，在黑暗中愈发显得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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