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简单的行李和那张站台票，我回到了清河市。
这是一座因纺织业而兴起的城市，空气中常年飘浮着细微的棉絮和一种淡淡的纺织厂特有的浆纱味道。城市不大，骑自行车一个小时就能从东头到西头。街道两旁的建筑大多灰扑扑的，带着计划经济时代的鲜明烙印。
我的家，在父母所在的那家国营纺织厂的家属院里。一排排红砖砌成的三层筒子楼，楼道里堆满了各家的杂物，充斥着饭菜的混合气味。
到文化局报到那天，我特意穿上了那套为毕业分配面试准备的衣服，也是我唯一一套像样的深蓝色中山装。文化局在一栋苏式风格的老楼里，走廊幽深，光线昏暗，墙壁下半部刷着墨绿色的油漆，上半部是斑驳的白色。走路时，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产生回响。
我的工作岗位在文艺科，一间摆了四张办公桌的屋子。科长是一位姓马的和善中年人，头发稀疏，戴着厚厚的眼镜。他热情地接待了我，把我介绍给另外两位同事：一位是即将退休的老前辈。老前辈姓赵，他总是端着印有“先进工作者”字样的搪瓷缸喝茶看报纸；另一位是比我早来几年的张姐，主要负责群众文艺活动。
“小刘啊，欢迎欢迎，啊呀，来的正好。咱们科正好缺你这样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人才。”马科长拍着我的肩膀，“你先熟悉熟悉环境，帮着整理整理文件，写写简报。慢慢来，不着急。”
我的日常工作，确实如马科长所说，平淡得像一杯被反复冲泡却早已没了颜色的茶。写各种会议通知、活动简报、工作总结；整理上级下发的文件和下面单位报送的材料；跟着科长或张姐去参加一些不痛不痒的文艺座谈会、民间艺人调研；偶尔，也会被抽调去帮忙布置书画展、或者维持群众歌咏比赛的秩序。
办公室里的时光缓慢而静谧。老赵的茶杯永远冒着热气，看报纸时偶尔会发出轻微的鼾声。张姐则热衷于织毛衣，以及和隔壁办公室的女同事交流菜市场和孩子的信息。窗外的梧桐树，叶子绿了又黄，黄了又落，周而复始。日子就在喝茶、看报、写材料、听同事闲聊中，悄无声息地滑过。
我开始逐渐理解，父亲常说的那句“平平安安就是福”背后，所蕴含的是对于稳定生活的深刻依赖与满足。但这种波澜不惊的安稳，对于一个刚刚走出大学校门、满脑子还是尼采、萨特和《百年孤独》的二十二岁青年来说，却带来一种近乎窒息的恐慌和无力感。我感觉自己像一只被养在温水里的青蛙，慢慢地却无可挽回地失去跳跃的能力。
父母对我的状态是满意，甚至可以说是欣慰的。他们在厂办子弟中学教了一辈子书，觉得儿子能一毕业就坐在窗明几净的机关办公室里，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是走了大运，是祖上积德。饭桌上，他们的话题开始从我的工作，自然而然地转向了我的个人问题。
“小远啊，你张阿姨家的侄女，也是师范毕业的，现在在实验小学教书，模样周正，性格也温顺……”母亲一边给我夹菜，一边状似无意地提起，“你看，这个周末是不是……见个面，认识一下？”
父亲在一旁沉默地扒着饭，偶尔抬起头，用他那种专属于教师的，审视般的目光看我一眼，然后闷闷地插一句：“先立业，后成家。在单位站稳脚跟，跟领导和同事处好关系，比什么都强。”
我试图跟他们谈论我最近读到的某本书，或者某个触动我的哲学观点，他们只是宽容地，甚至带点怜悯地笑笑，然后母亲会继续给我夹一筷子菜，说：“别想那些虚头巴脑的，把工作干好，早点成个家，生个孩子，才是正理。”
我感到一种深刻的孤独，一种无人理解的苦闷。我的精神世界，与我所处的现实环境之间，出现了一道巨大的、难以逾越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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