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爱国指尖在酒杯沿转了两圈，酒液晃出细碎的光。他忽然仰头咽了口酒，喉结滚了滚，声音里添了几分沉郁：“哎，这大概就是中国老百姓的悲哀吧。”
对面的人没接话，他便自顾自往下说，指尖无意识摩挲着杯壁：“相当一部分人啊，有钱的时候勒着腰带不舍得花，没钱的时候是没机会花；真等手里有俩钱了，又没个花钱的规划，到了该用的时候，还是两手空空。”他顿了顿，眼神飘向窗外，像是在细数身边人的遭遇，“这么多年来，咱们身边好多人，明明也挣到钱了，可好日子没过上几天，最后还是回到解放前。这呀，就是人性。”
“我常说一句话，钱呢就像是老虎，你得有武松的本领，才能驾驭了这老虎。”他加重了语气，又轻轻摆了摆手，像是怕对方误会，“这老虎不是真实的老虎，是你心中的那猛虎——你的贪念，你的攀比，你的私心。人面对钱，每个人都有私心的。”话音落，他从兜里摸出烟，点燃后吸了一口，缓缓吐了个烟圈，话锋先转到了“守护真善”上：“说起来，这世界到底是谁守护了真善美？我觉得更多是穷人，就像我家那位李嫂，还有我远门的表兄保国哥——他俩组建家庭时，条件差得很，一辈子风风雨雨过来，却从没散过心。”
“我记事儿起，满脑子都是保国哥对李嫂的心疼。李嫂有时候也会大手大脚买点喜欢的东西，可他俩从来没为钱红过脸。”他笑了笑，又想起保国哥做生意的往事，“不过保国哥可能天生不是做生意的料。有一年他学着别人在市场摆台球摊，那生意其实跟打工差不多，收入就那么固定——球技高的能打久点，球技差的一把球打半小时都有，说白了就是靠时间换钱。后来他索性把台球桌挪回了家，省得在市场受风吹日晒。”
“有年过年我去他家玩，心里特别扭——知道人家是做生意的，我兜里没几个钱，想玩又不敢玩，总觉得没面子。”杨爱国挠了挠头，语气里还带着当年的局促，“没想到保国哥一眼就看出我的心思，直接喊我：‘兄弟，来玩一把！’我怯生生地没敢接球杆，他又笑着说：‘打吧！这是自己家，还能心疼你玩几杆？跟你说，你今天打到天黑，我都不问你要钱！’我这才敢伸手接过球杆，那股子紧张劲儿才算松下来。”
后来保国哥还卖过西瓜，三伏天里守着瓜摊，晒得皮肤黝黑，汗珠子顺着下巴往下滴，也舍不得躲会儿阴凉。“那会儿常能看见李嫂帮着看摊，碰到挑瓜的客人，两人总把熟得透、瓤儿甜的先给人家。”杨爱国的声音软了些，像是又看见那对夫妻守着瓜摊的模样，“要是赶上瓜磕破了皮，或者瓤儿稍微差了点，李嫂准会朝着我家方向喊：‘镜婶子！这儿有俩不碍事的瓜，您拿回去给爱国他们孩子尝尝！’每次都硬塞过来，说自己家吃不完，其实我知道，他们是怕浪费，更怕我们这些穷亲戚不好意思开口。”
可就算这么省，日子也没松快多少。等保国哥到了五十多岁，头发都白了大半，还是没停下折腾——听说浙江、江苏那边工厂缺人，他带着李嫂就跟着同乡去了外地。“一把年纪了，还跟小伙子似的倒夜班，李嫂就在工厂附近的小饭馆帮工，洗盘子、择菜，啥活都干。”杨爱国叹了口气，指尖的烟燃得只剩半截，“有人劝他们，都这岁数了，该歇着了，他俩总说‘孩子还没成家，再挣两年是两年’。一辈子勤勤恳恳，没干过啥惊天动地的事，就是最普通不过的老百姓，可偏偏是这样的人，把日子过得最实在，也把‘好’字做得最明白。”
“有时候我总琢磨，穷是不是人生的罪？以前穷的时候，我连直面别人目光的勇气都没有——就像我之前说的，穷人的孩子大多自卑。原生家庭带来的那种恐惧，有的是怕婚姻，有的是怕跟人打交道，好多人得用一辈子去治这种‘怕’。”
“我跟我弟弟聊过这事，他说：‘还好咱们多看了点书，读了些中国国学的东西，没把上一辈的伤痛再传给咱们的孩子。’”杨爱国叹了口气，烟蒂在烟灰缸里摁灭，“可话虽这么说，那痛毕竟还是留给了父母他们啊——他们这辈子，没享过几天轻松日子，还得扛着这些委屈。”
缓了片刻，他才又拉回之前的话题，说起自己的父亲：“我家老爷子叫杨守业，”喉结又滚了滚，声音压得更低，“现在想想，我奶奶给起的这名，倒像句反话——命理学里说‘名里越有啥，人越缺啥’，这话在他身上准得很。他叫‘守业’，可咱家里三代贫农，压根没家业可守，他自己花钱更是没半分计划，看见顺眼的东西就想往家搬。”
早先家里四口人，人手一辆自行车，本就够用。可杨守业不知听了谁的劝，非要去邻村郭晓燕家的专卖店里，找她爱人丁奇买那阵子正畅销的黑马自行车。“人家看是同村，500 块的车便宜了 20，480 块钱揣着新车回来，嘴都合不拢。”杨爱国笑了声，那笑声里满是无奈，“他攥着车把跟我们显摆，‘你们看这链条，多结实！再看这框架，多稳当！提起来多趁手！黑马是名牌，买东西就得买名牌！’那股子得意劲儿，好像买的不是自行车，是啥稀罕宝贝。”
变故出在杨爱国回老家用的那天。他本想骑老爷子的黑马自行车去广场逛逛，特意锁好了车，可转头的功夫，车还是没了影。“我当时就慌了，赶紧报警。警察来做了笔录，说让等通知。”他叹了口气，“那时候丢自行车太普遍了，哪像现在，街头堆着满是共享单车，谁还偷自行车？卖也卖不了三十二十，被抓了还得算盗窃罪。可那时候不一样，一辆黑马自行车，在老爷子眼里比啥都金贵。”
车丢了，杨守业第一个念头就是让杨爱国赔钱。可那会儿杨爱国还没发工资，他便转头朝老母亲要钱，非要再买一辆新的黑马自行车。老母亲耐着性子劝：“家里又不是没车骑，你先将就几天不行吗？”这话却像戳了杨守业的火，他梗着脖子喊：“不行！我就要新的黑马！”
那天杨爱国没在家，后来是老母亲红着眼眶跟他说的——两人从傍晚吵到深夜，杨守业急了眼，竟动了手。那时候“家暴”的概念还不普及，可老母亲身上的伤，却重得让人心惊。
第二天一早，老母亲像往常一样起来给全家做饭，然后骑着自行车出了门。杨爱国还以为她是去地里干活，没成想没过多久，她就自己回来了。进门后，她没说话，径直走到窗台边，拿起那瓶用来除虫的农药，拧开了瓶盖。
“幸好那天李嫂来串门，眼疾手快把瓶子夺了下来，赶紧送医院洗胃。”杨爱国的声音有些发颤，酒杯里的酒晃得更厉害了，“折腾了七天，老母亲才从医院出来。可那道坎，她这辈子都没过去——她总说，跟杨守业过了这么多年，在他心里，自己还不如一辆自行车金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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