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住院的第三天，于晚晚的耳鸣发展到了新的阶段。
除了持续的高频噪音，她开始出现听觉失真——某些声音会突然变得尖锐或低沉，像是老式磁带卡顿。最严重的是，她开始分不清声音的方向和距离。走廊里护士的推车声，有时感觉就在耳边，有时又像隔着一层水。
医生检查后表情凝重：“这是听觉中枢处理功能紊乱。长期压力加上之前的听力敏感，导致了神经系统的代偿失调。”
“能治好吗？”
“需要时间，而且……”医生翻看着她的病历，“你不能再承受任何精神压力了。必须彻底休息，否则可能会发展成慢性的听觉处理障碍。”
彻底休息。于晚晚苦笑。沈砚躺在医院，舆论还在发酵，她的纪录片项目 deadline 迫在眉睫——彻底休息是个奢侈的笑话。
但她没有选择。耳鸣已经严重影响了她的工作，昨天剪辑时，她甚至听不出两段环境音的音量差异，导致整段音轨失衡。
她回到病房时，沈砚正在尝试用左手写字。经过两天的练习，他的左手字迹虽然依然歪斜，但已能辨认。纸上重复写着一句话：“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这是《诗经》里的句子，也是他师父常说的话。他在用这种方式给自己打气。
看见于晚晚进来，沈砚放下笔，仔细端详她的脸。他总是能敏锐察觉她的状态。他指了指自己的耳朵，投来询问的目光。
于晚晚犹豫了一下，决定说实话：“耳鸣加重了。医生说需要休息。”
沈砚的眼神立刻变得紧张。他迅速在纸上写：“回家。我这里没事。”
“不行。”于晚晚摇头，“你还需要人照顾。”
“请护工。”他写得很急，“你的健康更重要。”
两人对视，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同样的固执——希望对方优先照顾自己。这种爱意的僵持，在此时却令人心酸。
最后他们达成妥协：于晚晚白天在医院陪沈砚做康复训练，晚上回家休息，由护工值夜。同时她必须每周去两次耳鸣康复门诊。
康复训练的第一天，场面艰难。
物理治疗师教沈砚做最简单的手指屈伸练习。他的右手手指肿胀未消，每一次尝试弯曲都带来剧痛。于晚晚看见他额角的青筋突起，看见他咬紧牙关，但没发出一丝声音。
“很好，沈先生，再试一次。”治疗师鼓励道。
沈砚盯着自己的手，眼神专注得可怕。他用意志力驱使那些麻木的、不听使唤的手指，一点一点，像推动千钧重物。食指和中指勉强弯曲了十度，无名指和小指几乎纹丝不动。
汗水顺着他的下颌滴落。
治疗师离开后，沈砚靠在床头，闭上眼睛，胸口剧烈起伏。于晚晚用湿毛巾给他擦汗，轻声说：“慢慢来，第一天已经很好了。”
沈砚突然睁开眼睛，用左手抓过纸笔，潦草地写：
“不够。”
不是“疼”，不是“累”，而是“不够”。于晚晚明白，他在用修复师的标准要求自己——精准、高效、完美。但身体的修复，远比古画的修复更不可控、更挫败人心。
那天下午，于晚晚自己的耳鸣康复训练同样艰难。在一个隔音室里，医生让她听一系列不同频率的声音，并判断方向。但她的大脑像一台失准的仪器，给出的答案全是错的。
“放松，不要强迫自己。”医生说，“听觉系统现在很脆弱，你越焦虑，它就越紊乱。”
放松。这个词对她和沈砚来说，都成了最难的课题。
晚上回到家，于晚晚站在空荡荡的客厅里，第一次感到如此无助。房间里还留着沈砚的气息——工作台上他常用的那方端砚，书架上他按年代分类的专业书籍，冰箱里他爱喝的那款乌龙茶。
她走到工作台前，打开台灯。灯光下，那枚声波戒指泛着微光。她转动戒指，想起他给她戴上的那个下午，想起他说“你是我的最佳听众”。
现在，她的听觉正在崩坏，而他的手可能再也无法进行最精密的修复。命运像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精准打击了他们各自最珍视的能力。
手机响了，是母亲打来的。于晚晚犹豫了一下，接起来。
“晚晚，我看到新闻了……”母亲的声音充满担忧，“沈砚的手怎么样了？你还好吗？”
“他还好，在康复。”于晚晚尽量让声音平稳，“我也还好。”
“别骗妈妈。”母亲叹气，“你爸当年受伤退役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结果抑郁了两年。”
于晚晚的父亲曾是交响乐团的小提琴手，因手部受伤结束演奏生涯。那段日子全家都笼罩在阴影中。
“妈，我们不一样……”
“在失去赖以为生的能力这一点上，所有人都一样。”母亲的声音温柔而坚定，“晚晚，记住：爱他，不是要替他承受痛苦，而是陪他找到痛苦之外的生活意义。你爸后来成了很好的调琴师，虽然不能演奏了，但依然在音乐里。”
挂掉电话后，于晚晚在黑暗中坐了很久。母亲的话点醒了她：她和沈砚现在需要的，或许不是急于“恢复如初”，而是学习如何与“不复如初”共存。
就像她开始学习的——在耳鸣的持续噪音中，寻找新的聆听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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