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青峰县，扶贫工作推进到了最艰难的阶段。十个特别困难村像十块硬骨头，每一块都需要不同的啃法。
余庆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摊开的是岔河村的材料。这个村的问题很特殊——它位于青峰县最南端，与邻县接壤，距离县城七十多公里，是典型的“边缘地带”。因为偏远，基础设施严重滞后，县里很多政策都很难覆盖到这里。
更麻烦的是，村里人心不齐。早年因为山林划界，和邻县一个村闹过纠纷，至今关系紧张；内部又有家族矛盾，做什么事都难以形成合力。
余庆决定亲自去一趟。车子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了四个小时，才看到岔河村的轮廓——几十户人家散落在山谷两侧，一条小河穿村而过，把村子自然分成东西两片。
村支书李文明是个退休教师，六十多岁，戴副老花镜，在村口等他。
“余主任，路不好走，辛苦您了。”李文明说话慢条斯理，透着读书人的气质。
“李老师，咱们边走边聊。”余庆跟着他往村里走。
路确实是问题。从村口到最远的人家要走四十分钟，而且全是坑坑洼洼的土路。李文明说，村里有十二个孩子在邻村的完小上学，每天要走这条路上学放学，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
“最远那家，孩子每天来回要走三个小时。”李文明叹气，“家长不放心，很多孩子上完三年级就不上了。”
余庆详细记录了这些情况。走到村小学时，他愣住了——那不能叫学校，就是三间土坯房，屋顶漏雨，墙皮剥落，窗户用塑料布蒙着。教室里摆着十几张破旧的课桌，黑板裂了一道缝。
“现在还有几个学生？”
“二十三个，一到三年级。”李文明说，“四年级以上就得去邻村的完小。可那条路……您也看到了。”
余庆在教室里站了很久。黑板上还留着昨天的板书，工工整整的粉笔字：“我爱我的祖国”。墙角堆着些柴火，李文明解释：“冬天要生炉子，不然太冷。”
“老师呢？”
“就我一个，还有我爱人帮忙。”李文明苦笑，“我退休前在乡中心小学教书，回村后看见孩子们没学上，就办了这个教学点。县教育局认可，但经费少，条件就这样了。”
中午，余庆在李文明家吃饭。简单的家常菜，但李文明的妻子特意炒了鸡蛋。
“余主任，听说您是从芒弄村出来的？”李文明问。
“对，在那边干了两年。”
“芒弄村好啊，现在出名了。”李文明眼神里有羡慕，“我们岔河村，什么时候也能这样……”
“只要找准路子，都能发展。”余庆说，“李老师，您觉得村里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李文明想了想：“要说优势……我们这山好水好。您看这空气，这水，没污染。山上药材多，天麻、重楼、三七都有。以前有人来收，但路不好，量上不去。”
“还有呢？”
“村民朴实，能吃苦。就是……”李文明顿了顿，“心不齐。东片和西片有矛盾，为争水源闹过。跟邻县那个村，为山林界线也闹过。什么事都扯皮。”
余庆记下了这些。下午，他分头走访了东片和西片的村民。果然，两边说话的语气都不一样。
东片的村民说：“西片的人霸道，上游把水截了，我们下游用水就紧张。”
西片的村民说：“东片的人爱告状，一点小事就往上捅。”
说到跟邻县村的矛盾，两边倒是一致对外：“他们村的人经常越界砍柴，说了也不听。”
晚上，余庆住在李文明家。山区夜晚很凉，李文明抱来一床厚被子。
“余主任，我们村……是不是没希望了？”老教师的话里透着疲惫，“我教书四十年，总觉得知识能改变命运。可回村这五年，看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却走不出这大山……”
“有希望。”余庆肯定地说，“但希望不是等来的，是干出来的。李老师，咱们先从一件事做起——把学校修好。”
“修学校？”李文明眼睛亮了，随即又暗下去，“可是钱……”
“钱我想办法。但有个条件——修学校，东片西片要一起出力，不能再分彼此。”
李文明沉默了。良久，他点点头：“好，我去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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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县里，余庆立即着手解决岔河村小学的问题。他先去了教育局。
教育局的同志很为难：“余主任，岔河村教学点确实条件差，但全县这样的教学点还有十几个。按规划，这些小规模教学点最终要合并到完小，不可能每个都重建。”
“可孩子们每天走三小时山路，安全问题谁负责？”余庆问。
“这个……可以协调交通局，看看能不能通校车。”
“那条路，校车能进去吗？”
争论没有结果。余庆换了个思路：不重建，只改造。三间危房，加固维修；屋顶重做防水；窗户换成玻璃的；地面做硬化。这样花钱少，见效快。
他请住建局的技术员做了预算：五万元。
五万，对县财政来说不算大数，但要走程序立项，至少要三个月。孩子们等不了三个月，雨季马上就要来了。
余庆想了个办法：从扶贫办的工作经费中预借两万，先启动；同时向县里打报告申请专项资金；再动员社会力量捐助。
“这不合规矩吧？”资金科长提醒。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余庆说，“孩子们在漏雨的教室里上课，这合规矩吗？”
预借经费要王书记签字。余庆拿着报告去找王书记，把岔河村的情况详细汇报了。
王书记看完报告，沉默了一会儿：“余庆，你这是先斩后奏啊。”
“书记，情况紧急。等走完程序，雨季都过去了。到时候房子万一出事，我们担不起这个责。”
王书记盯着余庆看了几秒，拿起笔签了字：“就这一次。专项资金你要抓紧跑，社会捐助要规范，每一分钱都要用在明处。”
“谢谢书记！”
有了启动资金，余庆再次来到岔河村。这次，他带来了一个方案。
村里开大会，男女老少都来了。余庆站在那间破旧的教室里，开门见山：
“乡亲们，今天就说一件事——给孩子们修学校。县里支持两万，但不够。剩下的，咱们自己出。”
下面议论纷纷。
“自己出？怎么出？”
“我们哪有钱？”
“没钱，有力气吗？”余庆提高声音，“出工出力行不行？东片出瓦工，西片出木工，妇女做饭，老人照看材料。咱们自己的学校自己修，行不行？”
李文明第一个站起来：“我捐一千块，虽然不多，是我心意。另外，我教了四十年书，粉刷墙、做桌椅，我都能干。”
有村支书带头，陆续有人响应。
“我捐五百！”
“我会砌墙，我出工！”
“我家有木头，可以做桌椅！”
但也有反对的声音：“凭什么要我们出钱出力？学校是国家的，就该国家修！”
余庆走到说话那人面前：“老哥，你说得对，学校是该国家修。但国家大，要修的地方多，要排队。可孩子们能等吗？你的孙子、外孙，每天走三小时山路，刮风下雨，你心疼不心疼？”
那人低下头不说话了。
“咱们岔河村为什么穷？”余庆环视众人，“不是因为地不好，不是因为人不行，是因为心不齐！东片西片吵，跟外村吵，吵来吵去，耽误的是自己！”
他顿了顿，声音放缓：“今天修学校，不是为了我余庆，不是为了李老师，是为了咱们自己的孩子。让他们有个像样的地方读书，让他们将来有机会走出大山。这个道理，大家想不明白吗？”
会场安静了。一个妇女站起来，抹着眼泪：“余主任，我捐三百。我儿子去年摔断了腿，就是因为下雨路滑。要是学校近点，就不用走那么远的路了……”
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第三个。最后统计，村民自愿捐款八千七百元，承诺出工的一百二十人天。
“好！”余庆当场拍板，“明天就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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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学校的日子，岔河村变了样。
东片的瓦工和西片的木工第一次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商量怎么配合。妇女们轮流做饭，今天东片送菜，明天西片送米。孩子们放学后也不走，帮着递砖头、搬木料。
余庆在村里住了五天。每天早晨六点起床，和村民一起干活。他负责拌灰浆，手上很快磨出了水泡。
第三天中午休息时，发生了件小事。
一个西片的年轻人在搬运木材时，不小心砸坏了东片一户人家的篱笆。放在以前，这肯定要吵架。但那天，那个西片年轻人主动道歉，东片那户人家摆摆手：“没事没事，修学校的材料要紧。”
李文明看见了，对余庆说：“余主任，您看，人心开始变了。”
“这是好事。”余庆说，“但还不够。学校修好了，还要修路，还要发展产业。得让大家看到，团结起来真能过上好日子。”
一周后，三间教室加固完成。新换了瓦，修了窗户，墙面刷得雪白。虽然简陋，但干净明亮。
竣工那天，孩子们高兴地在教室里跑来跑去。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拉着余庆的手：“叔叔，我们以后不用在漏雨的教室里上课了吗？”
“不用了。”余庆摸摸她的头，“以后就在这里好好读书。”
“那冬天还冷吗？”
“不冷了，我们装炉子。”
小女孩笑了，眼睛弯成月牙。
余庆看着她的笑容，心里酸酸的。这么简单的愿望，实现起来却这么难。
学校修好了，但岔河村的路还是问题。从村里到乡上那条土路，依然是产业发展的最大障碍。
余庆去交通局跑了几次。交通局的同志很无奈：“余主任，全县要修的路太多了。岔河村那条路，今年真排不上。”
“那什么时候能排上？”
“最快……明年吧。”
余庆知道，等明年，今年的产业发展就耽误了。他另辟蹊径：不修柏油路，先修砂石路。砂石路成本低，村民可以投工投劳。
他请交通局的技术员做了设计：五公里砂石路，材料费八万，村民出劳力。
“八万，从哪来？”李文明发愁。
余庆想起了社会捐助。他通过苏婷的父亲联系了几家企业，又找了在省城工作的青峰籍人士。最后筹集到六万，剩下的两万，从扶贫资金中挤。
八月中旬，修路工程启动。
这次，不仅是岔河村的村民，邻县那个村的村民也来了——因为这条路修好了，他们也受益。
开工第一天，两个村的村民还互相警惕。但干了几天活，一起吃饭，一起流汗，隔阂慢慢消融。
余庆趁热打铁，组织两个村的村干部开了个座谈会。
“其实咱们两个村，历史上就是一家。”余庆说，“我听老人讲，一百多年前，这里只有一个村。后来人口多了，才分开了。说到底，都是乡亲。”
两边的老人都点头。确实，很多人互相都认识，有的还有亲戚关系。
“以前争山林，争水源，是因为穷。”余庆继续说，“现在政府帮咱们发展产业，只要路通了，山里的药材能运出去，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还争什么？”
座谈会后，两个村签了个简单的协议：共同维护这条路，共享资源，合作发展药材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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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初，岔河村的砂石路修通了。
虽然只是条简易路，但卡车能开进来了。余庆联系的药材收购商第一次进村，当天就收了五千斤天麻。
村民杨大顺拿着厚厚一沓钱，手都在抖：“我种了十年天麻，第一次见这么多钱……”
“这才是开始。”余庆说，“路通了，往后会越来越好。”
有了路，余庆又帮村里成立了药材合作社。统一技术指导，统一销售，防止中间商压价。合作社第一次分红，入社的二十三户每户分了八百到三千不等。
钱不多，但意义重大——村民们第一次看到了团结的力量，看到了产业发展的希望。
九月中旬，余庆在岔河村开了个总结会。
“学校修好了，路通了，合作社成立了。”余庆看着台下的村民，“但我要说，这只是一个开始。真正的考验在后面——怎么把产业做大，怎么保证不返贫。”
他提出下一步计划：扩大药材种植面积，尝试林下种植；建设简易烘干房，提高产品附加值；培养本地经纪人，直接对接药厂。
“这些事，政府会帮，但主要还是靠你们自己。”余庆说，“合作社要真正发挥作用，财务管理要透明，技术培训要跟上。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台下的声音很响亮。
那一刻，余庆从村民眼睛里看到了光——那种对美好生活的渴望，那种相信自己能改变命运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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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岔河村回到县里，余庆又投入到其他村的帮扶中。
黑箐村的染布合作社遇到了原料问题，他帮忙联系了种植基地；旱谷村的饮水工程资金缺口，他协调水利局调整了项目计划；老营盘的老龄化问题，他联系了民政局的居家养老项目……
每一天都忙得像打仗。但他心里踏实，因为他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
九月底，王书记找余庆谈话。
“余庆，你这几个月干得不错。”王书记说，“十个特别困难村，进展比预想的快。但有人跟我反映，说你太激进，太冒险。”
“书记，我不这么认为。”余庆认真地说，“扶贫工作，按部就班解决不了问题。有些事，该突破就要突破。”
“我知道。”王书记摆摆手，“我支持你。但你要注意方法，注意保护自己。我听说，有人又在写举报信了。”
余庆苦笑：“是因为我没让某些人插手项目？”
“不止这个。”王书记压低声音，“你在岔河村预借经费修学校，这事被人抓住做文章了。虽然合规，但程序上有瑕疵。”
“那学校是危房，孩子们在里边上课有危险！”
“我知道，我知道。”王书记示意他冷静，“这事我帮你挡了。但以后要注意，程序该走还得走。你不是一个人，你身后是整个扶贫办，是县委县政府的信誉。”
余庆点点头：“我明白了，书记。”
从王书记办公室出来，余庆心里沉甸甸的。他知道，坚持原则就会得罪人，创新突破就会冒风险。但如果不坚持，不创新，扶贫工作就永远在低水平重复。
晚上回家，苏婷看出他心情不好。
“怎么了？”
“没什么，工作上的事。”
苏婷没再追问，只是给他盛了碗汤：“不管遇到什么，你要记住——你在做对的事。对得起良心，对得起老百姓。”
余庆握住妻子的手。是啊，对得起良心，对得起老百姓。这就够了。
窗外，秋雨淅淅沥沥。余庆想起岔河村那些孩子，想起他们坐在新教室里读书的样子。
也许，这就是扶贫的意义——不是轰轰烈烈的政绩，而是一点一滴的改变；不是一时一地的热闹，而是一代一代的希望。
就像那些大山里的磐石，风来了挡风，雨来了遮雨。虽然沉默，虽然平凡，但稳稳地立在那里，守护着一方水土，一方人。
路还很长，但一步一步，总能走完。
因为方向对了，心就定了。
心定了，磐石就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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