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分泌科的病房里，终于有了一丝久违的、属于家庭的温度。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洁白的床单上，也映照着围在床边的家人的脸。虽然刘峰的脸色依旧苍白，身体虚弱得连长时间坐着都需要倚靠，但能这样真真切切地看到他，听到他微弱的呼吸，甚至能握住他微凉的手，对在场的每一个人来说，都已经是上天莫大的恩赐。
回想起在IcU门外度过的那些日夜，简直是一场醒不来的噩梦。那时，他们每天只能眼巴巴地守在厚重的隔离门外，听着里面隐约传出的仪器警报声，心一次次提到嗓子眼。除了每天下午那短暂得可怜的探视时间（雯子那次还是费尽口舌，签了各种知情同意书才勉强进去看了五分钟），他们与刘峰唯一的联系，就是主管医生每天例行公事般的、极其简略的病情通报。
“生命体征还不稳定。”
“还在昏迷中。”
“今天比昨天稍微好一点。”
“感染指标下来了。”
这些零碎的、被过滤了无数风险与危机的只言片语，是他们判断刘峰生死的唯一依据。每一次“稍微好转”都能让他们紧绷的神经稍微放松一丝，而每一次“仍需观察”又会让他们的心沉入谷底。那种悬在半空、生死不由自己掌控的无力感和恐惧感，几乎要将他们吞噬。
直到此刻，看着刘峰虽然虚弱却清晰地在眼前，一家人才算真正从那种极致的紧张和担忧中缓过一口气来，仿佛溺水之人终于抓住了救命的浮木，能够重新呼吸。
随着刘峰精神稍好，能够进行一些简短的交流，他才从父母和雯子断断续续、夹杂着后怕的叙述中，拼凑出了那天他被送入急救中心后，他所不知道的、惊心动魄的全过程。
原来，那天他被送到急救中心后，情况远比他自己感受到的还要凶险。医生们进行了长达五个小时的全力抢救，用尽了常规手段，但他的生命体征非但没有稳定，反而一路下滑，各项指标持续恶化，心脏功能濒临衰竭。急救中心的医生在尝试了所有可能的方法后，面对依旧不见起色的病情和越来越微弱的生命迹象，最终只能带着遗憾和无奈，找到守在外面几乎崩溃的雯子，用尽可能委婉却无比残酷的语气告诉她：“情况很不乐观……通知家里人，都过来……见个面吧。”
这句话，如同死刑判决，瞬间击垮了雯子。但她没有时间彻底崩溃。在巨大的悲痛和恐惧中，她残存的理智告诉她，不能放弃！她颤抖着用刘峰的手机，翻找着通讯录。在省城，她能想到的、可能帮上忙的人，只有陈静和强哥。
她几乎是语无伦次地在电话里说明了情况。陈静和强哥接到电话后，没有丝毫耽搁，立刻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医院。他们甚至来不及过多安慰雯子，就直接找到主治医生，详细了解病情和抢救的瓶颈。当得知常规抢救手段已经用尽，希望渺茫时，他们没有坐以待毙。
陈静的丈夫周文斌立刻开始动用他积累的人脉，四处打电话，寻找可能联系上的医疗资源。强哥也发动了自己在省城经营多年的关系网，焦急地打听着有没有更好的专家、更特殊的渠道。就在刘峰父母带着两个孩子，包车心急如焚地刚赶到医院，与面如死灰的雯子汇合，几乎要陷入绝望深渊的时候，转机出现了。
周文斌终于通过层层关系，联系上了省人民医院的柴院长。在得知情况危急后，柴院长高度重视，立刻从家中赶回医院，亲自坐镇指挥。他迅速召集了院内内分泌科、心血管内科、重症医学科（IcU）、呼吸科等相关科室的顶尖专家，进行紧急联合会诊。
在柴院长的主持下，医院为刘峰开启了抢救的“绿色通道”，调集了更高级别的生命支持设备，授权使用了一些储备的、或者需要特殊审批才能使用的药物和抢救方案。可以说，是在原有抢救基础上，动用了医院层面能调动的最强力量和资源，进行了一场“死马当活马医”的终极努力。
听着家人的讲述，刘峰仿佛能看到那个夜晚，急救中心里灯火通明，各路专家围在他的床前激烈讨论、制定方案；能看到柴院长沉稳指挥的身影；能看到雯子和父母在走廊里绝望祈祷；也能看到强哥和周文斌为了他四处奔走、焦灼万分的模样。
是柴院长的资源和权威，远远超出了急救中心一个科室能调动的极限；是陈静夫妇和强哥不顾一切的鼎力相助，为他撬开了这扇生命之门；是雯子在绝境中不曾放弃的坚持和果断；或许，还有他自己在昏迷深处那股顽强的、不甘就此终结的求生意志；又或许，真的是上天垂怜，在最后一刻，网开了一面……
所有这些因素，缺一不可，共同编织成了一张细密而坚韧的救命之网，硬生生地将已经从悬崖边缘滑落的他，又奋力拉了回来。
刘峰躺在病床上，久久无言。眼眶阵阵发热，心中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感激与后怕。他这条命，不仅仅是医生救回来的，更是由亲人、朋友用他们的爱、责任、人脉和决不放弃的信念，共同从死神手中抢夺回来的。
这份情，太重，太重。他闭上眼睛，将涌上来的酸楚和热流强行压下。他知道，从今往后，他的生命不再只属于他自己。他必须更好地活下去，为了所有为他拼过命、担过心的人。这场与死神的擦肩而过，让他对生命、对亲情友情，有了刻骨铭心的全新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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