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中心里的空气闷热而凝滞，林晚正在将一叠叠展览反馈表塞进档案夹，动作有些机械。
沉重的大门被拉开，一道瘦削的身影逆着光走进来，将一片阴影投在她的办公桌上。
是赵志国。
他将那厚厚的一叠信件小心翼翼地放在桌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林晚抬起头，看到他布满血丝的双眼。
“林同志，”他开口，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周文澜不是反动分子。”
林晚的动作停住了。
赵志国像是用尽了全身力气，才把下一句话挤出喉咙：“他是我们那批学生里，第一个公开提出‘思想自由不应被审查’的人。那年，我怕他年轻，前途尽毁，就站出去，说那标语是我写的。”
他颤抖着手，从信堆顶上抽出一封，展开泛黄的信纸。
是周文澜1979年从复旦大学寄来的，字迹清秀而克制：“赵老师，您若不允，我此生终不再提此事。”
赵志国又翻开一封，又一封。
数十封信，来自天南海北，跨越了四十年的光阴。
“赵老师，我考上北大的研究生了，没有您，我早就被刷下去了。”
“赵老师，我儿子也读大学了，我给他讲了您的故事。”
“您代我们受的那些苦，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
林晚怔怔地看着那些信，每一封都是一声迟到的感谢，汇聚成一片无声的感恩浪潮。
她终于彻底明白了，赵志国口中那笔还不清的“债”，根本不是他欠别人的，而是这千千万万被他守护过的人，欠他的一句清白。
在陈默的帮助下，他们找到了周文澜。
他住在城郊一座废弃的美术学院里，画室的墙壁上挂满了画，每一幅的主题都只有一个——耳朵。
有的耳朵被铁丝网缠绕，有的在流血，有的则被缝上了嘴唇，形态扭曲而痛苦。
周文澜比赵志国年轻些，但头发已经花白，他坦言，当年逃过审查后，他被迫改名换姓，远走他乡，直到近些年才敢悄悄回来，看看这座让他又爱又怕的城市。
他从画架下搬出一个木箱，里面是一本厚厚的手绘日记。
他翻到其中一页，上面用速写的笔触描绘了1978年那场平反大会的场景。
画面中心，一个女人正冲向主席台，试图抢夺话筒，正是年轻时的李素芬。
她的表情是撕心裂肺的，嘴巴大张着，仿佛在呐喊妹妹的名字。
两个安保人员正一左一右地将她强行拖走。
而在画面的角落，一个不起眼的年轻人，正默默弯腰，捡起了她掉落在地上的红领巾。
“我们都被那个时代切割成了碎片，”周文澜指着画，声音低沉，“每个人都只记得自己丢失的那一块。现在，是时候把它们拼回去了。”
林晚的心被这句话狠狠击中了。
她立刻联系了吴志强，一个大胆的计划在她脑中成型——“记忆回流行动”。
计划的核心，是将展览中收集到的所有记忆碎片，包括招娣那段跑调的歌声、李素芬的哭喊、赵志国的自白，全部转化为一种特殊的低频声波信号。
然后，通过全市所有末班公交车的车载广播系统，在每晚十一点十四分——招娣死亡的准确时刻，同步循环播放。
吴志强利用之前从旧电厂事件中获取的后台权限，在公交调度系统中植入了一个极其隐蔽的播放模块，将其伪装成一次普通的“夜间语音提示系统压力测试”。
行动第一夜，信号准时发出。
交通局的投诉电话很快就响了，十几个夜班司机和乘客打来电话，抱怨“电台半夜里放小孩唱歌，怪吓人的”。
但与此同时，更多的留言出现在了城市交通的官方App后台。
“不知道为什么，听着广播，我梦见我妈坐在床边哭了。”
“我爸半夜突然爬起来，在书房里写了一封信，谁也不让看。”
“那段旋律好熟悉，我想不起来在哪听过，但心里堵得慌。”
远在市中心的总部大楼里，姚姗姗的眉头紧紧皱起。
她面前的巨大屏幕上，“涟漪系统”发出了尖锐的警报。
数据显示，多个与城市集体记忆相关的历史修正系数出现了异常偏离，其中，1976至1979区间的波动最为剧烈。
她立刻调取全城监控录像。
画面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出现反常行为。
有人在公交站台的广告牌上，用粉笔画下一个个耳朵的符号。
甚至有几个中学生，在自己的校服袖口，用绿线绣上了小小的葱叶图案。
姚姗姗的脸色变得冰冷。
她敲击键盘，下达指令：“启动E级记忆清洗协议，目标：东城区公共广播子网。”
但她忽略了一点。
吴志强植入的代码并非一个中心信号源，它早已将信号分散到了城市里三百多个不起眼的移动终端上。
菜市场里闪烁的电子秤，老年活动中心的老式收音机，甚至包括李素芬那辆卖葱的三轮车上，那块小小的LEd价目牌。
清洗协议就像一张大网，试图捞起水，却漏掉了成千上万滴水珠。
行动第三夜，赵志国独自一人，登上了最后一班14路公交车。
司机是个中年男人，他一眼就认出了这位最近新闻里的老人，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将车载广播的音量调高了一些。
车厢里很空，只有零星几个乘客。
当招娣那段跑调的《东方红》旋律断断续续地响起时，一直沉默的赵志国突然站了起来。
他扶着栏杆，对着空荡荡的车厢，一字一句地说道：“我叫赵志国。1978年，我说自己写了反动标语。其实，我没有。写标语的那个人叫周文澜，他不是坏人，他是为了我们所有人说的。”
整个车厢瞬间陷入一片死寂，只有电流的滋滋声和窗外的风声。
片刻后，坐在后排的一位老太太，颤颤巍巍地从布包里掏出一个小笔记本和一支笔，在上面写了几个字，然后撕下那页纸，让旁边的人递给了赵志国。
赵志国展开纸条，上面只有五个字：“我也记得。”
他再也撑不住了，接过那张薄薄的纸，像是接过了迟到四十年的一份证明，浑浊的眼泪夺眶而出。
而在城市的另一端，姚姗姗正死死盯着屏幕上已经飙升到红线顶端的“异常记忆传播指数”。
系统自动生成了一份报告，标题是“记忆偏差已纠正”。
她伸出手，犹豫了很久，最终按下了删除键。
“他们不是数据……”她对着冰冷的屏幕喃喃自语，“他们是人。”
风暴似乎暂时平息，但所有人都知道，这只是开始。
几天后，为了寻找更多线索，林晚来到市图书馆的旧刊阅览室，翻阅着一份2015年3月的市立第三中学校刊。
当她的指尖划过一篇关于“优秀毕业生风采”的报道时，猛然停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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