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数轮艰苦的拉锯和讨价还价,到了十月底,那份至关重要的《对日战后处理公告》草案出现了几个关键性的微妙变化:
正文依然未直接提及“琉球”,但在第8条关于领土剥夺的附注里,加上了:“对于在战争中被剥夺之领土,其未来地位应由盟国与相关民族依据公正原则协商确定。”
在盟国占领日本的分区计划中,九州被明确列为“可由主要盟国分区驻军”的区域,并在旁边的备注栏里清晰地写着:“中国可视情参与防务。”
这时,国防部副部长助理科恩在给秦云的密信中透露:
“新墨西哥州的‘三位一体’试验场已竣工,总统顾问团开始讨论核打击目标清单。”
这促使秦云连夜追加投资:向曼哈顿计划的钛合金供应商注资1.2亿美元,换取“核材料运输优先权”。
——这实为战后插手核管制布局的伏笔。
这些看似模糊、充满外交辞令的文字,在秦云眼中却字字千钧。
它们如同埋下的种子,为后续在更高级别的会议(如波茨坦会议)上正式提出“中国驻军九州”和“琉球独立”的具体方案,铺平了最初也是最难的法律道路。
消息传回华盛顿,科恩对秦云坦言:
“这是在舆论和学术压力下做出的妥协,老派的家伙们还没完全转过弯,但至少……门被撬开了一条缝。”
在重庆,林景明兴奋地向国民政府外交部汇报:
“美方草案留了活口,我们在波茨坦正式提方案有戏!”
而在炮火连天的华北前线,中共的将领们收到了秦云发来的加密电报,意图只有一个:
继续强化“反殖民”与“多极安全”的宣传主题,与万里之外琉球议题形成更强大的战略共振!
秦云给国共双方都发出了清晰的要求:
在美国和英国继续巩固“多元驻军与托管”的舆论声势;立刻着手为中美英三方代表准备一份详尽的联合备忘录,把九州驻军和琉球独立的具体执行方案细化、再细化!
与此同时,棕榈创能集团庞大的运输机队满载着最急需的医疗物资、通讯设备和工程机械,源源不断地飞往中共控制的华北港口和东北新根据地。
每一箱物资,都在无声地夯实着中共在华北与东北的根基,为即将到来的、决定战后东亚格局的政治谈判,增添着沉甸甸的砝码。
伦敦的夜色深沉,泰晤士河水在古老的桥下无声流淌。
秦云站在下榻旅馆的窗前,凝视着河对岸议会大厦那哥特式的黑色剪影。
此刻,他眼前仿佛展开了一幅壮阔的双线图景:
一条线,是战场上猎猎招展的红旗,正以不可阻挡之势,一步步逼近北平、天津,覆盖白山黑水的东北大地;
另一条线,则是外交官们笔下流淌的墨迹,在谈判桌的方寸之间,艰难却坚定地改写着九州与琉球的未来命运。
这两条线,一条由铁与血铸就,一条由智慧与资本牵引。
而它们即将交汇的那个点,正是秦云倾尽他庞大的财富、深邃的谋略和不灭的信念,所要奋力撬动、最终改写的历史坐标。
夜风吹动窗帘,秦云的眼中映着城市的灯火,也映着那片即将因他而改变的海域与岛屿。
棋局已布,落子无悔,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九月中旬的华盛顿,战略地图上红蓝箭头交错。
五角大楼作战室内,墙上的日本地图被密密麻麻的轰炸标记覆盖——美军b-29机群正以每月3000架次的强度焚烧名古屋的飞机制造厂、瘫痪神户的船坞。
一份绝密简报显示:
马里亚纳群岛的空军基地即将扩建完成,日本本土将进入“无差别战略轰炸”的毁灭半径。
此刻放在这份战报旁的,正是秦云推动的《琉球王国史》报告。
五角大楼将其标注为“战略级道义资产”,国务院备忘录则写道:“当燃烧弹摧毁东京时,琉球的历史叙事可成为我们占领道义的防火墙。”
秦云在霍普金斯大学的线人传来另一则密电:
田纳西州橡树岭工厂的铀浓缩效率突然提升300%,曼哈顿计划的“小男孩”原型弹已进入总装测试阶段。
他立即调整策略——通知林景明向重庆传递关键情报:
“美对日毁灭性打击进入倒计时,战后格局谈判窗口仅剩六个月。”
沈阳,关东军总司令部。
山田乙三大将盯着地图,一言不发。
这个五十八岁的老军人,此刻终于明白,为什么三个月前,东京大本营会秘密下令,从关东军抽调最精锐的师团和全部航空兵去太平洋。
因为他们早知道,这里守不住了。
“大将阁下。”
参谋长秦彦三郎中将声音干涩,“最新战报:中共军东西两路已在辽西会师,总兵力估计超过十五万,全部装备日式或自制武器,炮兵实力……至少相当于我军五个炮兵联队。”
“制空权?”
“为零。我们的航空兵都在菲律宾和冲绳,剩下的老旧飞机,在第一次交手时就被中共的地面炮火击落大半。
而且……”秦彦三郎顿了顿,“根据情报,中共在通化建立了兵工厂,正在利用我们从沈阳转移的设备,批量生产武器。”
山田乙三闭上眼睛。他想起来中国前,陆军大臣东条英机拍着他的肩膀说:“山田君,满洲是帝国生命线,交给你了。”
生命线。
现在这条线,正被一寸寸掐断。
“伪满军呢?”
“大部溃散,小部倒戈。特别是原东北军旧部,成建制投向中共。而且……”
秦彦三郎艰难地说,“民众,全部民众,都在帮助中共。
我们的情报网完全瘫痪,因为没有人,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再为我们提供情报。”
山田乙三走到窗前。
外面是沈阳的街道,行人稀少,店铺关门,只有日军巡逻队的皮靴声,在空荡荡的街上回响。
他想起一九三二年,他第一次来满洲,那时街上到处是太阳旗,中国人低着头快步走过,像一群沉默的羊。
现在,羊抬头了,眼睛里是狼的光。
“大将阁下,东京急电。”
通讯官冲进来,脸色惨白。
山田乙三接过电报,只看了一眼,就颓然坐倒在椅子上。
电报很短:
“八月九日零时,苏联对日宣战。
远东军一百五十七万,已全线突破边境。
天皇陛下……已在考虑终战。”
房间里死寂。只有墙上的钟,滴答,滴答,像丧钟。
很久,山田乙三才开口,声音苍老了十岁:“给各部队下达最终命令吧。”
“是。命令是?”
“战至最后一兵一卒?”秦彦三郎试探。
“不。”山田乙三摇头,苦笑,“命令是:各部队,可自行决定……投降或撤退。”
“大将阁下!这……”
“执行命令。”
山田乙三站起来,走到军旗前,深深鞠躬,“帝国在满洲的十三年,结束了。”
他直起身,看着那面太阳旗。
旗很新,上周才换的,但现在看起来,已经旧了,旧得像一个该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破布。
窗外,沈阳的天空阴沉下来,开始下雨。
雨点打在玻璃上,蜿蜒流下,像眼泪。
而在雨的那一边,在辽西的平原上,在辽东的海滩上,在热河的群山里,无数面红旗正在雨中行进。
红旗很粗糙,有的用被单染的,有的用鬼子军旗改的,有的甚至就是一块红布绑在木棍上。
但就是这些粗糙的红旗,正像野火一样,在黑土地上蔓延。
红旗后面,是扛着枪的战士,是推着小车的民工,是抱着孩子的妇女,是所有被压迫了十三年、一百年、三百年的人。
他们沉默地走着,但脚步踏在地上,汇成一种低沉而持续的轰鸣。
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辽西平原,新民县。
天还没亮透,地平线上泛着蟹壳青。
秋天的风从科尔沁草原吹来,卷起沙尘,打在脸上像细针扎。
但此刻在新民县城外的开阔地上,站着的、坐着的、躺着的五万多人,没人伸手去挡。
他们在看。
看东边那条路上,从朝阳方向卷起的烟尘。
烟尘下,是望不到头的队伍——清一色土黄色军装,打着绑腿,背着“红旗9”,三棱刺刀在晨光里泛着森冷的光。
打头的那面红旗,被风吹得猎猎作响,旗上“山东军区”四个字,像用血绣的。
是许云庭的东路军。
“老许!”
西边阵地上,一个瘦高个的汉子跳出战壕,挥舞着军帽。
是晋察冀军区参谋长,刚从热河山沟里钻出来的史铁生。
他带的西路军,军装五花八门,有灰的,有蓝的,有从鬼子尸体上扒下来又染了色的,但胳膊上清一色缠着红布条,上面用墨汁写着“解放军”。
两股人流撞在一起。
没有仪式,没有讲话,只有拥抱、捶打、嘶哑的问候。
山东兵和冀东兵,太行山和沂蒙山的口音混在一块,分不清谁是谁。
一个山东大汉抱着个冀东小个子原地转圈,转着转着两人都哭了,又都笑了,脸上泥一道泪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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