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军岳
我在国立三中虽仅读了最后的一个学期，但对读书会及其负责人邹子铭同学的印象是深刻的。邹子铭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一步步地奔向革命。他已逝世近50周年，现记述他在国立三中前后的片断事实，以示悼念。
邹子铭是我在杭州蕙兰中学的同班同学。1937年上半年的高中集训期间，邹子铭倡议与我分头进行了罢操。结果他被罚了禁闭，我因病进医院而脱身。杭州沦陷后，他转到国立三中读书。
邹子铭团结三中同学，积极参加抗战工作，还发动同学要求校方发放战区学生的棉衣、日用品等物资，促进学校做好生活福利工作。他追求进步，善于说话与写作，团结了一批进步师生，并领导了同学的读书会，出版了定期的《山雨》壁报，是进步学生中“第一大红人”，因而被校方视为眼中钉。
他一再邀我去铜仁，我放弃了经武汉北上延安的打算，1939年初才到铜仁。国立三中规定，凡战区学生入学除有战区学校证明外，还须战区学校的教师或同学介绍。我与王维新由邹子铭介绍引起学校对我百般刁难，最后要我参加高中三年级毕业前的期中考试，及格后才准入 学。
我进高中部后，又与邹子铭同班。参加了他领导的读书会，与他们同住在校外租的民房。读书会较有计划地学习革命理论，如按章节讨论政治经济学与社会发展史等；还多次地讨论、漫谈正 的恋爱观。这些活动的开展，是和杨文起、吉嘉福、许子曙等进步同学是有较密切联系的。
在临近高中毕业时，邹子铭与读书会几个骨干专门研究了今后读书会怎么办的问题，大家决定读书会继续活动下去，由高中部的程可超、裘莲锦与师范部的陈德昭、王维新组成一个核心小组，并请余正清老师领导。这样，三中读书会就有交流协调的核心了。
我们毕业离校的读书会成员，都不参加全国高校的招考报名，分男女两组，女组直接去重庆，男组先去贵阳，目标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男组读书会成员还规定了经济、生活、学习上的统一，由邹子铭负责对外联络，杨文起负责学习，柳军岳负责生活管理。这样邹子铭、杨文起、胡垂、谢景炎、章向荣、肖良献和柳军岳等七人，集体离开铜仁到了贵阳，由先退学去贵阳新知书店的吉嘉福、罗宇澄在贵阳花溪租到两间民房，集体开伙生活。不久，肖良猷和章向荣先去重庆找亲友，我们几个人还是坚持着集体生活和学习。不时还参加贵阳新知书店内部的知名人士的时事报告会，并参加二三次座谈。后来，读书会成员中有北上延安与南下皖南的意见分歧，且又发生北上的基金被盗事件，遭受了这一打击，于是由邹子铭联系好八路军去重庆的军车，我们一起到了重庆。
到重庆适是日本空军大轰炸之后，那时，重庆的空房较多，我们就住在一个空仓库里。邹子铭去重庆新华日报馆联系。不几天，华岗（即华西园）同志（当时他是新华日报总编，后任旧政协中共代表团顾问、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等职）来看望我们。他热忱地分析了国内形势，并以自身实例对我们进行了对敌斗争和气节教育，同时还慰勉我们“抓紧学习，要待机会才能北上，有事可来找我”。事后邹子铭和我们一起去看他几次，华岗同志都是热情地接待并教育启发我们。后来，华岗同志慎重地对我们说：“反共高潮已开始，你们已去不了陕北，长期地住下来吧，立住脚，在大后方照样可以干革命的。”这是党的指示，于是我们男的去了煤矿当练习生，女的去了纱厂。正在这时候，邹子铭经医生诊断已患有二期肺结核病，他只得去江津白沙他姐姐邹毓真处养病，还不时地与重庆新华日报馆取得联系。这为以后来重庆的国立三中读书会成员，走出了一条继续抗日救国的道路。
邹子铭为什么在杭州就敢于反抗国民党的军训，到铜仁又领导三中读书会与国民党顽固分子对抗，毕业后又带一些同学坐八路军军车赴重庆，与新华日报社经常联系，这不能不联系到他的家庭。他父亲是浙江临安县开明的商业资本家，他大哥邹子铨是中共党员，在大革命失败后，被关押在杭州陆军监狱，在三十年代初，他哥哥奉命组织了一次狱中暴动，失败而被枪决。在临刑前，他慎重地嘱托同狱难友华某（可惜我忘了名字，这个人是华岗的胞弟）：“今后如有可能千万要将我的弟弟邹子铭教育成才，……”（邹子铨烈士专册在五十年代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抗日战争爆发后，华某出狱，找到杭州蕙兰中学读书的邹子铭，进行启发教育。以后华某又将此事转托给他的亲哥哥华岗。所以在1943年7月4日邹子铭被病魔夺走生命之前，曾不断地与华岗有联系。
柳军岳（柳柴），男，象山籍。1939年进入国立三中高中部，1940年就读于重庆复旦大学。政工干部。现已由浙江省检察院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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