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冬末的上海，梧桐叶还凝着霜，一份加急电报送进联合银行总行。
沈逸风捏着电文，指尖因用力泛白——四人帮倒台的消息，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他压在心底好几年的“金融春天”蓝图。
他立刻召集核心团队：“通知所有人，今晚加班。我们要准备迎接，一个不一样的时代。”
深夜的总行会议室，暖气管道嗡嗡作响。
长条桌上摊着十几份油印资料：有美国花旗银行的零售业务手册（从外贸渠道辗转获得），有日本战后金融改革的剪报，还有沈逸风让人翻译的《西方商业银行管理概论》。
政策研究员小周推了推眼镜：“沈行长，这些资料里说，国外银行开始做‘个人储蓄’‘消费信贷’，咱们要不要试试？”
“不是试试。”沈逸风的手指在地图上“上海”二字上画了个圈，“咱们要准备的是，把被压抑了十年的金融活力，释放出来。”
老经济学家陈默扶了扶眼镜，翻开自己的笔记本：“我算了笔账，要是恢复银行的自主定价权，光是工商信贷的利率调整，就能激活一批中小企业的生产。但……得先解决‘政企不分’的问题。”
“对。”沈逸风拿起钢笔，在“上海陆家嘴”的位置画了个星号，“我打算先在上海试点——成立专门的‘金融改革调研小组’，盯着企业融资需求，盯着老百姓的储蓄意愿。等时机到了，咱们就能拿出一份‘接地气’的改革方案。”
总行三楼的政策研究室，灯光亮了整宿。
年轻干部小吴趴在桌上，钢笔尖在稿纸上划得飞快，写的是《关于恢复银行商业属性的初步设想》。
旁边，资料管理员老周端来一杯热咖啡，杯壁上凝着水珠：“小吴，歇会儿吧。沈行长说，这份方案要‘既要敢想，又要落地’。”
小吴揉了揉发红的眼睛：“周叔，您看这句——‘让银行从“计划执行者”变成“资金调配者”’，会不会太超前？”
“不超前。”老周笑了，“我年轻时在上海钱庄做过学徒，那时候钱庄老板就知道‘看行情放款’。咱们现在要做的，不过是把老祖宗的智慧，加上国外的经验，揉进新制度里。”
凌晨四点，沈逸风走进政策研究室。
桌上摊着小吴的草案，陈默的经济分析，还有老周整理的“国外金融监管案例”。
他翻到最后一页，小吴写着：“金融的春天，不是等来的，是准备出来的。”
沈逸风拿起钢笔，在草案上添了一行：“1977年一季度，启动上海金融改革试点筹备。目标：让银行活起来，让钱流起来，让老百姓敢存钱、敢投资。”
清晨的阳光穿过窗户，洒在方案封皮上。
沈逸风站在会议室门口，看着团队里熬红眼睛的年轻人，轻声说：“同志们，咱们这十年，不是白熬的。那些翻烂的资料，那些算秃的算盘，那些画满地图的铅笔印——都是春天的种子。”
窗外，外滩的钟楼敲响七点。
风里已经有了暖意，像金融春天的气息，正悄悄漫过黄浦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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