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的钟声，比往日多了几分清亮。
沈逸风站在汇丰银行前的石阶上，看着黄浦江里穿梭的轮船，江风卷着人群的呐喊声扑过来——
“抵制日货！还我河山！”
穿蓝布衫的工人举着标语，女学生抱着传单分发，连拉黄包车的车夫都扯着脖子喊，车把上挂着“拒载日人”的小旗子。
这是胜利的声音。
“沈先生！”
林婉清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她穿了件浅蓝的立领旗袍，头发梳成利落的发髻，手里攥着份烫金聘书，指尖因激动泛着淡粉：“福源钱庄要改组。老股东们推你当经理。”
沈逸风转头，看见她眼底的光——不是之前的焦虑或愤怒，是纯粹的、对新生的期待。
“我？”他下意识摸了摸口袋里的怀表，那是周伯庸当年送他的，“我只是个学徒。”
“学徒？”林婉清笑了，把聘书塞进他手里，“你烧了恒赉的假票，端了高桥的仓库，救了我爹的命，还守住了福源的根。这样的学徒，早该当经理了。”
福源钱庄的正堂，飘着淡淡的檀香味。
周伯庸的牌位摆在香案中央，黑檀木上刻着“先师周公伯庸之位”，旁边燃着三柱香，烟缕绕着牌位往上飘，像在和谁说悄悄话。
沈逸风站在牌位前，指尖轻轻碰了碰案头的“诚信为本”匾额。
新漆的红木泛着光，四个鎏金大字是他特意请老工匠重刻的——之前被高桥的火星烧穿的“诚”字，如今换成了更方正的笔画，像道斩不断的脊梁。
“周伯，”他轻声说，“我当经理了。”
门外传来脚步声。
小豆子穿着簇新的学徒服，扎着羊角辫，手里捧着个铜盆，蹦跳着进来：“沈先生！我给您打洗脸水！”
孩子的脸上带着新奇的红，眼睛亮得像星星。
沈逸风想起三个月前的自己，也是这样站在门口，看着周伯庸擦桌子，想学怎么打算盘，怎么辨银元。
“小豆子，”他蹲下来，摸了摸孩子的头，“以后要好好学。”
“我会的！”小豆子用力点头，“我要像您一样，当能保护大家的人！”
傍晚，沈逸风坐在经理室的窗前。
楼下的人群还在热闹，有人举着“福源新生”的牌子拍照，有人走进钱庄，把一叠叠法币存进来——他们信任的，不是福源的招牌，是沈逸风烧了假票、守住了底线的狠劲。
秦先生走进来，还是那副戴鸭舌帽的样子。
他递来一杯茶，茶叶是周伯庸生前爱喝的碧螺春：“高桥被东京召回去了。他的私兵，在法租界被缴了械。”
沈逸风喝了口茶，热气模糊了眼镜：“他还会回来吗？”
“会。”秦先生的声音很低，“但不是现在。你要守的不是钱庄，是人心。”
沈逸风看着窗外的外滩。
江面上，一艘载着日本侨民的轮船正缓缓离港，岸边的人群喊着口号，扔着碎纸片。
黄包车夫拉着车跑过，车把上的“拒载日人”旗子随风招展。
他摸了摸胸前的怀表。
周伯庸的声音仿佛还在耳边：“金融的战场，从来不是算盘的较量，是人心的较量。”
现在，他懂了。
福源的新生，不是换个经理那么简单。是守住了“诚信”的根，守住了中国人不被欺负的尊严。
窗外的钟声再次响起。
沈逸风站起身，整理了一下经理的西装。
新的战斗，开始了。
但这一次，他不是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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