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教授戴着防静电手套，用竹制刮刀沿页岩的薄片状层理轻轻剥离——随着刮刀缓慢移动，一层近乎透明的页岩薄片缓缓掀起，上面的新类群集群印痕赫然显现：树形笔石的分枝长达8厘米，羽毛状结构完整，分枝上还留着“胞管”的细微印痕（经显微镜观察，胞管是笔石的滤食结构，证明其已适应浮游生活）；旁边的原鹦鹉螺壳长约5厘米，直锥形壳壁上有3个气室（气室用于调节浮力，是头足类向主动游泳演化的关键）；真双壳类的两瓣壳完全对称，铰合部有细小的“齿痕”（铰合结构让壳开闭更灵活，突破寒武纪双壳的功能局限）；三者间的页岩层中，还能检测到“浮游生物残留”（与笔石胞管形态匹配，证明笔石以浮游生物为食，形成早期食物链）。“是完整的奥陶纪新类群集群！”王教授激动得声音发颤，“4.85亿年前，奥陶纪生物大辐射已经‘正式启动’——笔石占领浮游生态位，原鹦鹉螺开启头足类演化，真双壳类优化底栖功能，这些新类群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寒武纪过渡生物的‘升级版本’！没有这次新类群爆发，奥陶纪‘生物大辐射’就成了无本之木！”
林晚凑到薄片前，聚灵玉佩贴在薄片旁，灵气与新类群的“突破性”产生强烈共振——她的左眼闪过连贯的演化画面：罗平的过渡生物进入冶里组后，寒武纪藻席共生体演化出树形笔石的群体结构，靠分枝扩大滤食范围；寒武纪锥壳生物加厚壳壁、演化出气室，成为原鹦鹉螺，具备调节浮力的能力；寒武纪双壳生物优化铰合结构，形成真双壳类，提升底栖竞争力；这些新类群快速繁衍，逐步填补寒武纪晚期留下的生态空白，为后续奥陶纪“生物多样性井喷”打下基础——比如笔石后来演化出更复杂的正笔石，原鹦鹉螺演化出卷曲壳的鹦鹉螺，真双壳类则成为古生代底栖生态的优势类群……“这是‘奥陶纪大辐射的第一声号角’！”林晚轻声说，“寒武纪过渡生物是‘蓄力’，而这里的新类群是‘爆发’——它们突破了寒武纪生物的形态框架，演化出奥陶纪特有的生态位，就像一场‘生命时装秀’，每个新类群都带着全新的‘设计’登场，彻底改变了海洋生态的样貌。”
顾倾城看着薄片上的多样新形态，感慨道：“以前总觉得奥陶纪大辐射是‘突然的热闹’，现在才知道，它是寒武纪过渡生物‘厚积薄发’的结果。4.85亿年前的这些新类群，像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笔石的群体结构来自寒武纪的共生，原鹦鹉螺的壳来自寒武纪的锥壳，这种‘传承式突破’，才是演化最精彩的地方。”
王教授将页岩薄片小心翼翼地放进定制的“恒温恒湿标本盒”（温度15c、湿度50%，充惰性气体），解释道：“这组新类群集群还有个更重要的全球意义——之前国际上发现的奥陶纪早期新类群多是零散的，从未有‘笔石+原鹦鹉螺+真双壳类’的同层集群，我们的发现填补了‘奥陶纪大辐射启动期’的证据空白，直接证明中国西南地区是奥陶纪生物大辐射的‘核心启动区’，比全球其他同期遗址的证据更完整！”
当天傍晚，寻珍团队将新类群集群样本送往国际古生物学会（IpS），用于修订“奥陶纪生物大辐射演化模型”。王教授在遗址旁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此处为4.85亿年前奥陶纪冶里组遗址，存有新类群集群印痕，是奥陶纪生物大辐射启动的关键见证。”
车子驶离丘北冶里组遗址，页岩坡的冷雾在车窗外渐渐散去。林晚握着聚灵玉佩，玉佩的灵气从“突破性”慢慢沉淀为“开阔感”，像是吸收了奥陶纪生态即将迎来的广阔未来。顾倾城递过来一杯温热的红糖姜茶：“现在我们算是摸到奥陶纪大辐射的‘启动开关’了吧？从寒武纪过渡到奥陶纪新类群，终于能看懂这场大辐射的开端了。”
林晚接过红糖姜茶，看着杯中漂浮的姜丝，轻轻点头：“算是摸到了开端，但故事才刚刚开始——王教授说，在丘北的上覆地层‘亮甲山组’（奥陶纪中期），可能藏着‘奥陶纪大辐射鼎盛期的生物多样性证据’，能看到更多新类群如何形成复杂生态。而我们从35亿年前的有机物质，到4.85亿年前的奥陶纪新类群，已经跟着生命的足迹，走过了近30亿年——这条寻珍路，不仅是找化石，更是在读懂地球生命‘不断突破、持续绽放’的史诗。”
车子朝着文山市区的方向疾驰，深秋的夕阳将喀斯特山峰染成金色，透过车窗洒在林晚的手上。聚灵玉佩贴着掌心，像是在无声地诉说：生命的演化从不是终点，而是一场持续的“突破之旅”，从寒武纪的沉稳到奥陶纪的绽放，每一个新类群都是生命对环境的全新回应。而林晚和顾倾城都清楚，他们的寻珍之路还将继续——向着奥陶纪大辐射的鼎盛期，向着更遥远地质时代的生命传奇，坚定地走下去。因为地球生命的史诗，永远有新的篇章，等着被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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