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月的省城，“秦主任，人都到齐了。”秘书小杨轻叩房门，声音里带着几分雀跃。自秦墨调任省委副秘书长兼政研室主任半年来，政研室的气氛已从过去的“衙门式沉闷”变得活跃起来，但此刻全体干部整齐起立的掌声，仍让秦墨心头一热。他合上刚修改完的《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施意见》，目光扫过会议室里二十多张面孔——有白发苍苍的老研究员，有刚毕业的选调生，还有从地市借调来的业务骨干，每个人的眼里都写着期待。
“同志们，”秦墨翻开笔记本，指尖在“2006年政研室工作要点”上顿了顿，“今天是2006年的第一个工作日，也是我们政研室‘脱胎换骨’的开始。我先给大家念一组数据：2005年，我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2%，但农资价格涨幅达12.7%，这意味着农业税减免的红利，被上涨的成本吃掉了一大半。”他抬眼望向众人，“政研室不是‘文字加工厂’，省委的‘智囊团’必须对着问题走，朝着民心去！”
会议室鸦雀无声，只有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秦墨知道，这些干部习惯了“闭门造车”写报告，要打破固有思维，必须拿出“硬招”。他当场宣布三项改革，每一条都像石子投进平静的湖面：
第一，设立“基层调研日”。 每周三全体干部下沉一线，县乡干部去村里蹲点，省城干部去社区走访，调研主题由“群众点题”，比如“农业税取消后农民最盼什么”“农村医保报销难在哪”，调研报告必须附“群众签字确认的诉求清单”，杜绝“空中楼阁”。
第二，建立“政策效果回溯机制”。 对省委出台的重大政策，成立专项评估组，跟踪半年看实效，一年后算总账，效果不好的“回炉重造”，造成损失的“倒查责任”。
第三，打破科室壁垒，组建跨领域课题组。 撤销原来的“综合科”“经济科”“农业科”，按“问题导向”重组——比如“新农村建设课题组”要包含农业、财政、社保、党建各领域人才，“东北振兴课题组”则吸纳工业、金融、环保专家。
“这三条，明天就执行。”秦墨的目光扫过在座干部，“我知道有人会觉得‘麻烦’，但请大家记住：我们写的每一个字，都可能影响千万人的生活。当年在江州，我带着干部在开发区工地住了三个月，才写出那份让企业落地的‘黄金十条’；在云山化工厂爆炸现场，我和消防员一起扛沙袋，才知道应急预案差在哪。政研室的笔，必须沾着泥土、带着露珠！”
话音刚落，会议室爆发出热烈掌声。刚从江州调来的研究员小林激动地站起来：“秦主任，我提议第一个课题就做‘农业税取消配套政策’！江州是试点，我们有现成的经验！”
秦墨赞许地点点头：“小林说得对。你们江州调研组明天就出发，去丰收合作社住半个月，重点搞清楚三个问题：农资涨价怎么对冲？农田水利老化谁来修？农民贷款难怎么解？记住，住农民家，吃农家饭，账算给农民看！”
小林用力点头，眼眶有些发热。他想起半年前在江州时，秦墨在丰收合作社田埂上说的话：“政策好不好，农民会用脚投票。你给农民算清‘增收账’，他们就会给你竖大拇指。”
会议结束时，已是中午。秦墨留下小林和小杨，指着墙上的江州地图说：“丰收合作社的老李，是我见过最实在的农民。他种‘江州香米’时，为了测土壤酸碱度，自己掏钱买了试纸；为了学新技术，骑电动车跑几十里路听农技课。你们去，就住他家，跟他一起插秧、施肥、收稻子，把农民的‘牢骚话’记下来，把‘金点子’挖出来。”
小林翻开笔记本，郑重写下“老李家的田埂”几个字。他忽然想起什么，抬头问：“秦主任，您说阮文雄的余党在盯着农资市场，我们调研时要注意安全吗？”
秦墨的眼神瞬间冷了下来。他想起221章结尾，东南亚公寓里阮文雄盯着电视里农民庆祝取消农业税的画面，冷笑道“江州我还会回来的”。此刻，那份加密文件还躺在抽屉里——公安部通报阮文雄在境外注册“农资贸易公司”，试图通过劣质农资破坏改革。
“安全第一，但别怕。”秦墨拍了拍小林的肩膀，“江州公安的赵东升局长是我老部下，他会暗中保护你们。记住，我们调研是为了让农民过上好日子，黑恶势力越怕，越说明我们做对了！”
下午三点，小林带着三名组员登上开往江州的高铁。车厢里，秦墨望着窗外飞驰的麦田，在日记中写道：“2006年1月4日，晴。从市委书记到政研室主任，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初心。今天宣布的三项改革，其实都是在回答一个问题：政研室为谁服务？答案只有一个——人民。明天，小林他们就会带着农民的‘真心话’回来，那才是我们制定政策最珍贵的依据。”
高铁驶过长江大桥时，小林的手机震动起来。是江州王哲市长发来的短信：“老李听说你们要去，把最好的房间腾出来了，还腌了腊肉等着。他说，秦书记派来的人，就是自家人！”
小林望着窗外逐渐清晰的江州城，心中涌起一股暖流。他知道，这次调研不只是收集数据，更是传递省委对农民的牵挂——就像秦墨常说的：“政研室的笔，要写进农民的心坎里。”
傍晚，秦墨接到沈一鸣书记的电话：“老秦，你今天的讲话我听了汇报，很实在。政研室就是要这样，少些‘正确的废话’，多些‘管用的实招’。”
“沈书记，我还想请您下周听一次调研汇报。”秦墨说，“小林他们从江州回来，会带来农民的‘三本账’：增收账、成本账、心愿账。我想请您当面听听农民的声音。”
“好啊，”沈一鸣笑道，“我正想问问农业税取消后，农民到底满不满意。你安排时间，我一定到。”
挂了电话，秦墨走到窗前。省城的夜空渐渐亮起灯火，远处的省委大楼轮廓清晰。他想起两年前初到江州时，也是这样一个冬夜，他在办公室里熬夜写“扫黑除恶”方案，窗外是漆黑的江面。如今，江州的智能产业园灯火通明，老城区的安置房小区飘着炊烟，而他自己，也从“一线指挥官”变成了“幕后智囊”。
但他知道，角色的转变，从未改变他的初心。就像那盆“江州香米”秧苗，无论在江州的田埂上，还是在省城的办公室里，只要扎根泥土，就能抽出新穗。
“2006年，注定是忙碌的一年。”秦墨在日记的最后一页写道，“农业税取消了，但农民的增收路还长；黑恶势力打跑了，但暗处的魑魅魍魉还在。作为政研室主任，我要让政策的‘笔杆子’更有力，让农民的‘钱袋子’更鼓，让江州的‘朗朗乾坤’更稳固。这条路，我会一步一步走下去，直到走不动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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