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夜那场电力照明带来的震撼与狂欢余温尚未完全散去，帝都乃至整个帝国因新政而日益活跃的思想舆论场，却不可避免地迎来了它必须面对的规制与平衡。开放带来活力，但过度无序的开放也可能滋生混乱与风险。当《京报》上开始出现质疑官员操守、探讨海外殖民伦理、甚至隐晦议论皇室开支的文章，当《海事商情》的副刊开始连载某些情节离奇、隐含对现实不满的“讽喻小说”时，朝堂之上，一股要求加强言论管制的声浪，开始迅速积聚。
这一日的大朝会，气氛较往日更为凝重。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明睿，一位以恪守礼法、直言敢谏着称的老臣，手持玉笏，出班奏对，声音洪亮而沉痛：
“陛下！臣近日观览市井报章，忧心如焚！《京报》身为官报，竟刊载妄议朝臣、揣测圣意之文；《海事商情》等民间小报，更是语出不逊，或影射时政，或鼓吹奇谈怪论，甚或有宣扬‘泰西政体’之嫌疑！长此以往，是非混淆，人心动荡，纲纪松弛！民间舆论，岂可如此恣意妄为，不加约束？臣恳请陛下，严谕各报房，不得妄议朝政，不得刊载悖逆之言，并请都察院、刑部介入，对肆意妄言者，按律究治！”
他这一开口，如同打开了闸门，数名御史、给事中及部分守旧的部院大臣纷纷附议。
“李大人所言极是！报纸此物，流通迅捷，影响巨大。若任由其搬弄是非，恐成乱源！”
“昔日只有邸报传达朝旨，何来如此多民间议论？此风断不可长！”
“尤其那些新学学子，受些许格物之学，便妄自尊大，目无礼法，在报纸上大放厥词，若不加以管束，必生祸患！”
“须得立下规矩，明确何者可言，何者不可言！”
保守派的声音一时间占据了上风。他们的担忧并非全无道理。在信息传播速度因活字印刷和报纸发行而大大加快的时代，缺乏有效管理的舆论场确实可能成为谣言的温床和反对力量的集结地。尤其是一些激进的新学学子或失意文人，确实利用报纸这个新平台，发表了一些挑战传统权威、质疑现行政策的言论。
首辅周延儒眉头微蹙，他深知舆论管控的必要性，但也明白皇帝对新学、对民间活力的看重，一时不便轻易表态。礼部尚书林欲楫则倾向于加强管理，认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古训虽有道理，但必要的引导和规范不可或缺。
朱由检高踞御座，面色平静地听着臣子们的争论。他深知这是一个关键节点。过度压制，将扼杀刚刚萌芽的公共讨论空间，挫伤民间尤其是新学群体的积极性，违背他开启民智、汇聚民力的初衷；但完全放任，则可能导致思想混乱，被别有用心者利用，甚至动摇国本。
待朝堂上激烈的争论稍歇，朱由检才缓缓开口，声音清晰而沉稳，瞬间压下了所有的嘈杂：
“众卿所虑，朕已知之。舆论如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然治国之道，堵不如疏，禁不如导。”
他目光扫过群臣，继续道：“民间报纸兴起，士民议论国是，此乃盛世之象，亦显我大明开明之气度。若因言获罪，动辄以文字构陷，则与暴秦何异？岂不令天下士子寒心，令万民钳口？”
这番话让李明睿等人脸色微变，却让周延儒、宋应星等较为开明的大臣暗暗点头。
“然，”朱由检话锋一转，“无规矩不成方圆。任由谣言四起，诽谤横生，亦非国家之福，非百姓之利。故此，朕意已决，采取平衡之策。”
他随即颁布了几条原则性的旨意：
“一、准许民间在‘不诽谤君上、不动摇国本、不煽动叛乱、不传播妖言’之前提下，议论国事，批评时政。所谓‘不动摇国本’，意指不可公然反对朝廷既定之大政方针，如开拓海疆、推行新学、改革币制等。”
“二、由礼部会同通政司，制定《报章出版管理条例》，明确报房开设之资格、内容之底线、纠错之机制。凡涉及军国机密、未经证实之重大消息、以及明显违背人伦纲常之内容，不得刊载。”
“三、都察院、刑部可依法对涉嫌诽谤、煽动、泄露机密之报章及人员进行调查、惩处，但需证据确凿，程序正当，不得以言入罪，罗织罪名。”
这几条旨意，相当于划下了一道明确的红线：皇权与基本国策的合法性不容挑战，但在此框架内，允许甚至鼓励建设性的讨论与批评。这既给了舆论一定的空间，又确保了统治的稳定。
朝会之后，具体的条例制定工作迅速展开。然而，在公开的法规之外，另一套更为隐秘的机制也开始加速运转。
皇城司衙署内，指挥使陈奇瑜正在听取下属关于近期几份主要报纸言论倾向的汇报，尤其关注那些频繁发表激进言论的撰稿人背景。
“《海事商情》副刊那位笔名‘东海客’的，查清了吗？”陈奇瑜问道。
“回指挥使，初步查明，应是松江大学堂一名年轻的算学教习，与黄宗羲、方以智等人有过交往。其文虽言辞尖锐，多批评商贾唯利是图、殖民手段酷烈，但尚未发现其有串联不轨之迹象。”
“继续观察，记录其言论，分析其交往圈子。但无朕……无明确指令，不得惊扰。”陈奇瑜下令。他明白皇帝的意思，监控是为了掌握动向、预警风险，而非简单地消灭异见。
与此同时，几份影响力较大的报纸主编，都“意外”地接到了来自礼部或通政司官员的“非正式提醒”，委婉地告知朝廷的底线所在，希望他们能“自律”。一些过于激进的稿件被报社自行压下，而一些探讨具体技术问题、民生改善或温和批评吏治的文章，则得以继续刊发。
在看似宽松的舆论环境下，一张无形的情报筛选与监控网络已然铺开。皇城司的暗探活跃在茶馆、酒肆、书院等舆论集散地，记录着各种言论，评估着其潜在的风险。那些触及红线的言论者，虽未必会立刻遭到迫害，但其姓名、言论、交往，都已记录在案，成为皇城司评估社会思想动态的重要依据。
朱由检采取的这种“外松内紧”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局面。公开的舆论场并未因保守派的压力而彻底沉寂，批评与建议的声音依然存在，只是变得更加“理性”和“有建设性”。而潜在的极端言论与可能的风险，则被纳入了秘密监控的视野。
帝国的思想天空，并未完全放晴，也未被乌云彻底笼罩，而是呈现出一种微妙的、被管理的“多云”状态。开放与管制，活力与秩序，在这片天空下艰难地寻求着平衡。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在确保帝国巨轮稳定航行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汲取民间智慧的涓流，同时将可能颠覆航船的暗流，牢牢地控制在掌舵者的视野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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