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2月21日的清晨，羊城笼罩在浓得化不开的雾气中。蒋锐元拎着简单的行李站在院子里，对正在清点军械的李宇轩说：“景行，我们走吧。”
李宇轩手中的账本“啪嗒”一声落在地上，他难以置信地望着眼前的人：“少东家，军校还没建起来啊！校舍才修缮了一半，招生章程都还没付印……”
“我已经辞了职。”蒋锐元的声音平静得听不出一丝波澜，“准备回溪口老家。你跟不跟我走？”
李宇轩胸口一阵发闷。他想起这些日子蒋锐元把自己关在屋里，原以为只是暂时的消沉，却没料到竟真的一走了之。更令他无奈的是，这位少东家临走还要带上他——若是违逆了他的意思，怕是要闹到溪口母亲那里，落得个“不服管教”的罪名。
“罢了，不敢赌这个气。”李宇轩暗自叹息，弯腰拾起账本，“回去也好，正好看看那孩子。”
收拾行装时，李宇轩望着那些画了一半的军校布局图，心头涌起一阵酸楚。就因为受了这点委屈，便将孙先生的重托、众多弟兄的期盼全都抛在脑后，这哪里是个成大事者的气度？可转念一想，蒋锐元这倔脾气若是上来，十头牛都拉不回来。与其让他在广州越待越烦躁，不如回溪口暂避锋芒，或许能让他冷静下来。
当日的客轮载着二人驶向宁波。蒋锐元一路沉默，时而凭栏望着江水出神，时而翻看从广州带回的旧报纸。看着他这般模样，李宇轩心头的火气渐渐消散——或许这位少东家是真的觉得委屈，或许是筹备工作的重重困难压得他喘不过气，只是他向来要强，不肯轻易说出口罢了。
蒋锐元辞职归乡的消息，如插了翅膀般飞回羊城，很快传到了孙问先生耳中。
那日孙先生正在办公室批阅文件，宋晴龄端着热茶走进来，见他眉头深锁，柔声问道：“先生可是遇到了什么难事？”
孙先生指着桌上的电报，哭笑不得：“夫人，你且看看。这世上哪有当了一个月的筹备委员长，说走就走的道理？”他拿起电报又细细读了一遍，语气中满是无奈，“锐元这孩子，还是这般沉不住气。”
宋晴龄温声劝解：“许是觉得难处太大，一时钻了牛角尖。”
“罢了。”孙先生将电报往桌上一按，目光重新变得坚定，“他蒋校长摆挑子，我这个做先生的只好亲自下场了。革命事业耽搁不起啊。”
接下来的日子里，孙先生将全部心力都倾注在黄浦军校的建设上。他做了两件事：一是亲自带着廖中恺四处拜访军政要员，硬是打通了资金渠道，让停滞的筹备工作重新运转起来；二是给溪口的蒋锐元去信，一封接一封，信中既肯定他的才能，又体谅他的难处，言辞恳切地劝他“以大局为重，速归羊城”。
可蒋锐元像是铁了心，收到信要么压在抽屉里不看，要么就对着李宇轩抱怨：“孙先生这些话，说得比唱得还好听。若是真重视我，当初怎不替我驳斥范石生？”
李宇轩只能默默听着，心里却明白：这位少东家是在等一个体面的台阶。
两个月后，溪口的杨梅红了满枝头。李宇轩正在院子里教“儿子”认字，那孩子已近十岁，眉眼间渐渐显出英气，握着木枪比划的模样颇有几分架势。蒋锐元忽然从外头快步进来，手里捏着封电报，脸上是掩饰不住的激动。
“景行，最近黄浦那边可有什么消息？”他急急问道。
李宇轩放下手中的书卷：“少东家，听说黄浦军校已经办起来了。前日广州来的信上说，五月五日就要开学，孙先生亲自兼任总理，廖中恺先生任党代表。”
“办成了？”蒋锐元眼睛一亮，手中的电报簌簌作响。
“是啊，听说招了四百多名学生，苏联顾问也到了，校舍、军械一应俱全。”李宇轩故意说得轻描淡写。
蒋锐元却像被什么蛰了一下，猛地站起身：“那你还愣着做什么？快去收拾行李，我们这就回广州！”他一边说着一边往屋里走，“开学典礼可不能误了时辰！”
李宇轩站在原地，望着他手忙脚乱的背影，心里五味杂陈。这两个月来，孙先生的信如雪片般飞来，好话说尽，这位少东家却始终无动于衷。如今军校建成了，不用他再费心筹备，他倒急着回去了。
这般的行事作风，当真是将“见机行事”四个字发挥得淋漓尽致。
虽是这么想着，李宇轩还是转身招呼儿子：“小石头，随爹去广州，带你见识真正的军校。”
孩子欢呼着扔下木枪，扑过来抱住他的腿。李宇轩笑着将儿子抱起，望着屋里忙碌的身影，忽然觉得这位少东家虽然时常任性，却总能在关键时刻把握住机遇——或许这正是他的过人之处，看似随性而为，实则比谁都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当日下午，三人便登上了前往广州的客轮。轮船启航时，蒋锐元站在甲板上，望着渐渐远去的溪口，忽然问道：“景行，你说我这次回去当校长，众人可会服气？”
李宇轩抱着儿子，微微一笑：“少东家若是能把在溪口休养的这份从容用在军校建设上，莫说学生，便是苏联顾问也要对您刮目相看。”
蒋锐元被这话噎了一下，随即放声大笑。海风拂起他的衣角，夕阳的余晖洒在他脸上，眼中的迷茫与委屈早已消散，只剩下熟悉的锐气。
李宇轩知道，黄埔军校的传奇才刚刚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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