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陌生的头像是一株沐浴在阳光下的嫩绿禾苗，与这个阴冷压抑的村子格格不入。
它像一个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信号，一个迟到了太久的求救。
我的心脏在胸腔里沉重地跳动，仿佛在为某种即将到来的风暴蓄力。
这个时间点，这个刚刚注册的账号，不可能是一个巧合。
我强迫自己移开目光，将手机塞回口袋，重新聚焦于眼前。
顾昭亭见我脸色不对，眉头微蹙，但什么也没问，只是将那盏充电灯又往里推了推，光晕在我脚边铺开一小片安全区。
我深吸一口气，指尖拂过地上那本边缘卷曲的数学作业本。
封面上，“张小雨，五年级二班”几个字写得稚嫩却异常工整，每一笔都透着小心翼翼，像是生怕被老师批评的孩子才会有的拘谨。
金手指的能力在我触碰它的瞬间便已启动，海量的数据流涌入脑海。
我不需要一页页去翻看，作业本的每一处细节都已在我脑中完成了三维建模。
前三十页的笔压数据平稳而均匀，力道十足，是一个健康活泼的孩子留下的痕迹。
但从第三十一页开始，一切都变了。
笔压曲线陡然下降，变得轻飘飘的，数据模型显示，写字的手臂肌肉处于长时间的微弱颤抖状态。
那不是疲惫，是恐惧。
我翻到最后一页，一道刺眼的红叉粗暴地盖住了一道应用题的答案，旁边用红色水笔批着三个大字：“不诚实”。
我的视线凝固在那道题上。
金手指自动运算，只用了零点一秒就得出了结论——答案是正确的。
张小雨没有算错。
那一刻，我感觉喉咙里像是堵了一团冰冷的棉花。
我终于明白了，所谓的“模范工程”，其真正的起点并非绑架和囚禁。
它开始于更细微、更残忍的地方——从否定她们的答案，否定她们的认知，否定她们本身开始。
当一个孩子连自己眼中最确凿无疑的“正确”都被摧毁时，她的人格大厦也就开始崩塌了。
“县档案馆的人说，这些资料不能带出村。”顾昭亭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低沉而克制。
他没有踏进这扇门，仿佛这道门槛是过去与现在的分界线，里面充满了不祥的亡魂。
“但他们没说不能拍照。”
我默默点头，掏出手机，压下心中翻涌的情绪，开始一页页地拍摄。
冰冷的机械快门声在这死寂的房间里显得格外突兀。
我拍得很慢，很仔细，确保每一处污渍、每一道划痕都被清晰记录。
当拍到一张散落在文件堆里的集体照时，我的手指猛地一顿。
那是一张春游的照片，十几个女孩穿着统一的校服，笑容却各不相同。
而在她们身后，人群的背景里，一个穿着灰色夹克的男人背影一闪而过。
他的左手袖口微微上卷，露出手腕上一截模糊的青色。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我迅速放大照片，假装是手机卡顿，需要重新对焦。
就在这短暂的几秒钟里，金手指已经将那块刺青的局部影像放大、锐化、补全。
那是一圈缠绕的荆棘，荆棘的中心是一个扭曲的“模”字——“模型社”外围成员的通用标记。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我的能力进一步分析了照片中男人的肩宽与头颈比例、裤腿在微风中摆动的幅度，甚至根据光影投射出了他当时的步态数据。
结论像一道闪电击中我的大脑：这个人还活着。
不仅活着，根据数据库里近期公共监控影像的比对，他的步态特征在三天前，于邻镇的一个客运站出现过。
我面无表情地“重新”拍好了照片，将手机放回口袋时，掌心已经渗出了一层冷汗。
线索不再是死的，它活了过来，并且正在移动。
午后的阳光终于挣脱云层，斜斜地射入这间尘封的小屋，无数灰尘在金色的光柱中上下浮动，像一群迷路的幽灵。
我的视线被角落里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皮饼干盒吸引。
盒子没有上锁，我轻轻打开，一股混杂着铁锈和纸张霉变的气味扑面而来。
里面没有饼干，而是塞满了被仔细折叠成小方块的纸条。
我展开一张，上面的字迹歪歪扭扭：“妈妈我想回家。”
再展开一张：“我不疼了你说的对。”
第三张：“他们让我叫你阿姨，可是你就是妈妈。”
我的手指有些发抖。
每一张纸条都只有短短的一两行字，像是孩子们趁着看守不备，在极度恐惧和仓促中写下的。
有的纸上还有水渍晕开的痕迹，不知道是眼泪还是汗水。
我将它们一张张摊开在地上，像是在拼凑一幅支离破碎的童年。
在所有纸条的最底下，压着一张泛黄的课程表。
标题用打印体写着——“静默训练日程”。
上面的安排精确到了分钟：6:00，起床，无语练习；7:30，饮食控制，定量配给；9:00，模仿练习，观看指定影像；12:00，午休，静思悔过……每一项都冰冷得不带任何感情。
而在表格最右侧“周末家庭通话”那一栏旁边，有人用铅笔非常、非常轻地画了一个小小的哭脸。
如果不是光线角度正好，几乎无法发现。
我闭上眼睛，金手指将所有信息——笔压变化的作业本、否定正确答案的批注、这些绝望的纸条，以及这份毫无人性的日程表——全部串联、重组、分析。
这不是什么洗脑计划。
洗脑还需要保留一个主体意识去灌输，而这个“模范工程”，它根本就是在进行系统性的、程序化的、彻底的人格抹除。
他们要的不是听话的傀儡，他们要的是一张张可以随意涂抹的白纸。
傍晚时分，我和顾昭亭抱着整理好的文件袋，去了村委会。
老旧的复印机发出“嗡嗡”的轰鸣，像一只疲惫的困兽。
负责管理机器的管理员大姐看着我手中那些复印出来的文件，几次欲言又止。
她眼角的细纹比我记忆中更深了。
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半夜发高烧，就是她二话不说背着我跑了几里山路去了镇上的卫生所。
“林同志，”她终于还是没忍住，声音压得极低，“这些东西……真要公开吗？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有些孩子的家长，他们宁愿就当没这回事了。人找回来了，就得了，再揭开伤疤，疼啊。”
我停下手中的动作，看着她布满血丝的眼睛。
“王阿姨，”我轻声说，“疼，是会过去的。但如果因为怕疼就假装没受过伤，那伤口只会烂在里面，永远好不了。”
我将复印好的文件仔细地分成两份，其中一份递到她面前。
“你可以选择不说，”我的声音平静但坚定，“但别让那些回来的，还有没回来的孩子，也学会永远沉默。”
她的手在半空中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接了过去。
她没有看我，只是快步走回收发室，拉开最底层的抽屉，将那份文件塞进了最深处。
我知道，她不会立刻把它拿出来。
但那沓纸的重量，会像一块石头，日复一日地压在她的抽屉里，也压在她的良心上。
总有一天，会压醒她。
夜深了，院子里只有虫鸣和我们翻动纸张的沙沙声。
我和顾昭亭借着一盏孤灯，最后一次核对名单。
三十一名失踪女孩，这是完整的数字。
截至目前，已确认下落的有二十人，其中九人仍在接受心理和生理的康复治疗，还有两人……只找到了遗体。
剩下的十一人，依旧杳无音信。
我的指尖划过名单上最后一个名字——“陈念”。
照片上的女孩梳着齐刘海，眼神有些怯生生的。
也就在这时，我的大脑里突然有什么东西“叮”的一声连接上了。
是白天拍摄的那张饼干盒的照片。
我立刻让金手指调出那张照片的超清细节。
视线聚焦在饼干盒的底部，那里有一些不规则的、非常轻微的金属刮痕，像是有人用钉子之类的硬物刻意划上去的。
寻常人只会以为是经年累月的磨损，但我的金手指却将这些刮痕的长度、间隔、排列方式瞬间数据化。
这不是杂乱的划痕。这是摩斯密码。
我屏住呼吸，任由那些长短不一的信号在脑中飞速解码、重组。
几秒钟后，一组清晰的数字浮现出来：0723。
“怎么了？”顾昭亭见我神色异常，凑了过来。
“0723，”我喃喃自语。
他眯起眼睛，思索道：“生日？还是什么纪念日？”
我摇了摇头，目光穿透浓重的夜色，望向村子南边的群山轮廓。
“不，”我感觉自己的声音都在发飘，“这是坐标。北纬30.723度……如果我没算错，这个位置，就在镇南那片废弃的砖窑附近。”
一阵夜风毫无征兆地掠过空荡荡的院门，吹得门板发出一声轻微的“吱呀”声，像是有谁在门外极轻地低语。
我握紧了口袋里的手机，屏幕的冷光没有亮起，但那串刚刚解码出来的数字，却像一颗被强行埋进黑暗泥土里的种子，正带着某种破土而出的疯狂力量，在我的掌心里灼灼发烫。
窗外的夜色黑得像化不开的浓墨，沉甸甸地压下来，万籁俱寂。
但我知道，这片死寂，马上就要被撕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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