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戈壁滩与大草原的交界之地。
这里曾是古丝绸之路的咽喉，是商队与驿站串联起来的血脉，也是无数帝国军队来去时必经的补给线。
从沙俄到苏联，再到冷战后的独立国家，它始终处于大国势力的缝隙之中。
后来铁轨取代骆驼，公路线延伸到山谷与绿洲，但在苏联解体之后，这片土地很快被世界遗忘。
留下来的，是未拆除却已停转的机械厂，是长草的集体农庄，是被改造成黑市和批发市场的军营，还有沿着石油与天然气管线生活的工人。
他们在管道旁搭起铁皮房，日复一日守着阀门与仪表，不再有人问起他们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这些管道通往何方。
独立后的各个共和国，各自寻找生路。
有人依靠石油、天然气勉强支撑国家预算；有人设立“自由工业区”，引入外国资本和廉价劳动力；有的地方继续种棉花，靠出口换取粮食与外汇。
但在农村和矿区，失业、拖欠工资、学校关闭与医院倒塌这些问题从未离开。老一辈农工还保留着苏维埃时期的工会证、退伍证或厂牌徽章，很多人的床头柜里还放着早已失效的粮票。
年轻人则背着行李去了城市打零工，或者通过黑中介远赴莫斯科、伊斯坦布尔和迪拜。
东协的迅速发展似乎并没有影响到这里——东亚正在快速推进的尖端科技、太空计划、和城市新工业链似乎全部停在了中亚边界之外。
当地人唯一能感受到的，只是更多的货车穿过公路口岸，运来消费品，运走铜矿、棉花和石油。
东方的巨龙正注视着东边的蓝色大洋与广阔的太空，对这里的荒漠、盐湖、戈壁和牧场并没有太多兴趣。
铁路线上，往北行驶的货运列车渐渐多了起来。
装煤炭、铜矿、铬矿和棉花的车厢重新出现，夜里在站台上待命，铁轨震动声重新回荡在空旷的荒原。
返程列车卸下的则是印刷油墨、手扶印刷机、无线电零件、医药包、便携电源和厚厚的笔记本——它们被贴上“教育物资”“医疗补给”“民用电台设备”的标签，然后被军卡悄悄运往城市与村镇间的旧仓库。
一些沉寂多年的广播频率被重新打开。夜里，人们拧开老式收音机，电流声之后，不再是流行歌曲，而是用低沉男声朗读的旧《苏维埃宪法》。
再过几日，节目变成工厂工人和教师参与的录播讨论，有人谈论工人代表会制度，有人提到工业国有化，有人提出是否应重新建立“人民委员会”。
城镇中心的墙壁上开始出现新刷的标语，红色油漆未干的笔触还带着滴痕。在集市的遮阳布下，有人偷偷发放印着锤子与镰刀图案的传单。
火车站附近的咖啡摊旁，几个戴着旧红军帽的老人小声交谈，他们说话轻，但周围的年轻人停下动作，悄悄侧耳倾听。
空气尚未变热，但风向确实变了。
最先出事的是费尔干纳盆地。
那里人口稠密，苏联留下的工业基础还在。
铁路工人罢工停运三天，货运列车被拦在站外。
车站的墙上涂上新的标语——“人民的土地，人民来管理”。有人贴出传单，呼吁恢复工人代表会选举。
当地政府派出警察维持秩序，但警戒线后面，很多人袖子下别着红布条，不再驱散人群。
接着是比什凯克的广播塔。一队年轻军官带着装甲车占领了电视台和电台大楼，播出了政变声明。
声明只有短短三句话：“军队接管国家事务，将成立临时人民委员会。”
广播声音还未结束，街上的人就开始聚集在一起，议论声此起彼伏，更多红旗被从尘封的箱子里取出来。
在阿拉木图，能源公司总部前聚集了几千人。工人自治委员会宣布停止向外国企业输送石油，并要求恢复国有化。当天夜里，政府派防暴部队试图驱散人群，但没有开枪。
凌晨时分，市政厅宣布转向“拥护社会化改革”，旧政府成员集体辞职。
中亚西部的城市阿克套，一片风沙中临海而建。
这里的港口是里海交通枢纽。
苏俄代表团以“能源合作与重建援助”为名进入港口，带来了工程机械、粮食与医疗物资。
第二天，工人代表会在港务局大厅举行会议，一块木板被搭成临时席位，一盏旧吊灯在头顶微微晃动。
会上通过了一个决议：将港口改组为“人民自管区”，所有运输收入用于粮食补贴与公共服务。
更北方的草原腹地，军营里的动静更大。
曾经参加过塔吉克战争的老军官重新戴上红星徽章，宣布“忠于人民的军队不应该为寡头守门”。
几个空军基地加入起义，将旧政府的高官送往临时军事法庭。
铁路沿线的士兵在站台卸下弹药箱，并为民兵分发武器，附近村镇的青年自发组成防御队，守在道路口。
风暴一路向南扩散。
在撒马尔罕老城区，一群年轻学生在蓝色圆顶清真寺外举起红旗。有人站在石阶上朗读一份宣言，宣言提到“土地归农民，工厂归工人，国家归人民”。
旁边的老人低声说：“我父亲当年也是在这种地方宣誓的。”
宣言读完后，人群没有散开，而是开始在街道墙上刷标语，商人们半掩着门观望，孩子们跟在后面好奇地看。
喀布尔的街头，旧政府军与民兵之间的冲突仍未结束，但这次，出现了新的旗帜。
人民阵线在一处被炸毁的电影院前搭起工棚，作为临时指挥点。
墙上挂着用粗布做的横幅，上面写着：“我们要学校、要粮食、要工会，而不是军阀的旗子。”
夜里，苏俄顾问团的车队驶入城市东侧的营地，带来了无线电设备和医疗箱，火光映着他们的影子在墙上晃动。
沙漠边缘的铁路小站布哈拉站，夜里气温很低，站房的玻璃被沙尘打得模糊。
几节货车车厢停在铁轨旁，车门敞开，里面装着印刷机、发电机、纸卷和折叠桌椅。
一群工人、教师和退伍军人把这些东西搬进旧仓库。
仓库的灯是临时接到发电机上的，光线发黄，映出墙上的新牌子：“人民委员会办公室”。有人在登记物资，有人铺设电线，还有人把窗户的破洞堵上。
仓库外，风吹起沙粒，刮在铁皮墙上。
远处偶尔传来枪声，但没有人停下手头的活。
不到一个月，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的部分地区已经由临时委员会接管。
乌兹别克的局势最紧张，首都政府宣布戒严，却控制不住地方的兵力倒向工农委员会。
网络上传出消息，称有部队要求与莫斯科建立正式联系，重新加入联邦。
在这片土地上，风带着沙砾吹过戈壁与草原。
铁路仍在运转，但列车上运的已不是商品，而是印刷机、药品、书籍，和被默默护送的政治组织者。
集市上的人开始讨论“人民委员会”这个词，牧民在毡房里点着油灯议论新政，工厂的旧广播喇叭重新响起，播放起了许久未在这片土地上响起过的国际歌。
街头没有庆典，也没有鲜花，只有不断出现的新旗帜、不断刷新的标语墙，还有一座座临时会议室里彻夜未灭的灯光。
风从北方吹来，将红色的旗帜吹得猎猎响，仿佛在告诉人们，这场改变还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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