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英，爱新觉罗氏，满洲正蓝旗人。正蓝旗作为清朝八旗之一，有着独特的政治地位和历史底蕴，而爱新觉罗氏的姓氏更是赋予了耆英尊贵的出身。在道光、咸丰两朝复杂多变的政治格局下，耆英凭借其出身和能力，活跃于政治舞台，尤其是在外交事务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其一生的经历深刻反映了晚清外交的困境与无奈。
第一章：出身名门 仕途起步
耆英出生于钟鸣鼎食之家，自幼接受了系统的满族贵族教育，对骑射、满汉文化、经史子集等皆有涉猎。家族的荣耀和严格的教育，培养了他的贵族气质和政治素养，也在他心中种下了为朝廷效力的种子。
凭借着爱新觉罗氏的皇族身份，耆英以荫生的身份踏上仕途，起点颇高。荫生是指凭借上代余荫取得的监生资格，这一身份使他能够较为顺利地进入官场。初入官场，耆英担任宗人府主事，负责管理皇族内部事务。这份工作虽然琐碎，但却让他对朝廷的人事关系和运作流程有了初步的了解。他凭借着自身的聪明才智和谨慎的处事态度，将各项事务处理得有条不紊，逐渐得到了上级的认可和赏识，为他日后的仕途晋升奠定了基础。
第二章：稳步升迁 崭露头角
在宗人府主事任上表现出色的耆英，很快迎来了升迁的机会，被擢升为内阁学士。这一职位使他得以参与朝廷核心事务的讨论，接触到更多的政治资源和信息。耆英深知这是一个展示自己才能的绝佳平台，因此他更加勤奋努力，对各类政务都进行深入研究，积极发表自己的见解。
耆英善于揣摩上司和皇帝的心意，总能在恰当的时候提出符合他们想法的建议。在道光帝面前，他表现出对皇帝旨意的绝对忠诚，执行任务迅速且高效。例如，在处理一些涉及皇族礼仪和祭祀的事务时，耆英严格遵循祖制，同时又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合理调整，使得活动顺利进行，得到了道光帝的嘉奖。
随着在朝廷中的表现愈发亮眼，耆英的官职不断升迁，先后担任理藩院侍郎、礼部侍郎、工部侍郎等职。在不同的部门任职，让他积累了丰富的行政经验，熟悉了各个领域的政务处理方式。他在工部任职期间，积极参与各项工程建设的规划和监督，展现出了出色的管理能力，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朝廷中的地位，逐渐成为道光朝不可忽视的政治人物。
第三章：涉足外交 签订条约
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朝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部压力。在与英国的战争中，清朝军队节节败退，被迫求和。耆英因在之前的官场生涯中展现出的应变能力和沟通技巧，被道光帝选中参与外交谈判。
耆英首次重要的外交活动便是参与签订《南京条约》。1842 年，耆英作为钦差大臣，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在南京静海寺谈判。在谈判过程中，耆英面对英国提出的割地、赔款、通商等一系列苛刻要求，虽内心无奈，但为了尽快结束战争，避免清朝遭受更大损失，只能妥协退让。《南京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的诞生，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耆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虽有无奈之处，但也因其妥协行为，受到了后世诸多争议。
此后，耆英继续参与一系列外交事务和条约的签订。1843 年，他又与璞鼎查签订了《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进一步扩大了英国在华的特权，使中国的主权遭到更严重的破坏。在与美国、法国等列强的外交交涉中，耆英同样遵循了类似的妥协策略，签订了《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这些条约使得西方列强在中国获得了更多的经济、政治利益，中国的国门被进一步打开。
第四章：外交理念与策略
耆英在外交活动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外交理念与策略，这与晚清的政治局势和他自身的经历密切相关。
耆英深知清朝在军事和科技方面与西方列强存在巨大差距，认为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与其与列强进行强硬对抗，不如通过妥协求和来维护清朝的统治。他主张“羁縻”政策，试图以妥协、退让的方式来安抚列强，避免战争的进一步扩大。在他看来，通过满足列强的部分要求，可以换取暂时的和平，为清朝争取喘息和改革的时间。
在外交谈判中，耆英注重与列强建立私人关系。他试图通过与列强代表的个人交往，增进彼此的“信任”，从而在谈判中获得一些相对有利的条件。例如，在与英国代表璞鼎查的交往中，耆英表现得极为亲近，甚至称璞鼎查为“老友”。然而，这种过于依赖私人关系的外交策略，并没有真正为清朝争取到实质性的利益，反而让列强更加看清了清朝的软弱，从而提出更多苛刻的要求。
耆英的外交理念和策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当时局势的无奈，但也凸显了他对国际形势的认识不足。他没有意识到西方列强的侵略本质，单纯地认为可以通过妥协和私人关系来维持和平，这种短视的外交思维，使得中国在与列强的交往中不断丧失主权和利益，进一步加深了晚清的民族危机。
第五章：咸丰朝的起伏
咸丰帝即位后，面对清朝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对耆英在道光朝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所带来的后果深感不满，对耆英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
咸丰帝起初对耆英采取了冷落的态度，削减了他的权力，不再让他参与重要的外交事务。耆英在朝廷中的地位一落千丈，从曾经的外交重臣变为了边缘人物。然而，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清朝再次面临列强的军事威胁，咸丰帝在无奈之下，又想起了耆英在外交谈判方面的“经验”。
1858 年，英法联军北上，逼近天津。咸丰帝派耆英前往天津参与谈判，试图让他再次施展“外交手段”，缓解局势。但此时的耆英已今非昔比，英法联军对他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反复无常行为极为不满，拒绝与他谈判。耆英在谈判中遭受冷遇，自觉颜面尽失，未等咸丰帝批准，便擅自回京。这一行为彻底激怒了咸丰帝，他以耆英“擅自回京，擅自离差”为由，将其赐死。耆英在咸丰朝的起伏命运，既是晚清政治局势变化的结果，也反映了他个人在复杂政治环境中的无奈与挣扎。
第六章：耆英与国内政治势力的关系
耆英在晚清政治舞台上，与国内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些关系深刻影响了他的政治生涯和晚清的政治走向。
在道光朝，耆英凭借其皇族身份和出色的官场表现，得到了道光帝的信任与支持。道光帝将他视为解决外交困境的重要倚仗，对他参与的外交谈判给予了较大的自主权。这使得耆英在朝廷中的地位得以稳固，也为他推行自己的外交策略提供了政治保障。同时，耆英与一些主张妥协求和的官员形成了政治同盟。这些官员出于对清朝实力的担忧，认为与列强对抗只会带来更大的损失，因此支持耆英的“羁縻”政策。他们在朝廷中相互呼应，共同影响着道光朝的外交决策。
然而，耆英的外交行为也引起了一些正直官员的不满。这些官员坚决反对签订不平等条约，认为耆英的妥协行为损害了国家主权和尊严。他们在朝廷中对耆英进行弹劾和批评，指责他懦弱无能，卖国求荣。例如，一些主战派官员强烈要求道光帝拒绝列强的无理要求，坚决抵抗侵略，对耆英在外交谈判中的软弱表现极为愤慨。这种来自不同政治势力的争议，使得耆英在朝廷中的处境变得复杂起来。
在咸丰朝，耆英与咸丰帝的关系经历了从冷落、启用再到决裂的过程。咸丰帝起初对耆英在道光朝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深感不满，对他进行冷落。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压力下，又不得不启用耆英。然而，耆英在天津谈判中的失败以及擅自回京的行为，彻底激怒了咸丰帝，最终导致自己被赐死。耆英与国内政治势力的关系，反映了晚清统治集团内部在面对列强侵略时的分歧与矛盾，也凸显了耆英在复杂政治环境中艰难的处境。
第七章：耆英外交活动对晚清社会的影响
耆英参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晚清社会产生了全方位、深层次的影响，这些影响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
在政治方面，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严重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给英国，使中国丧失了领土主权；一系列条约中关于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等条款，严重侵犯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和司法主权。中国的政治地位急剧下降，从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的政治主权受到列强的严重干涉和控制。
经济上，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经济遭受沉重打击。通商口岸的开放，使西方列强的商品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冲击了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中国的手工业和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同时，巨额的赔款使得清政府财政负担沉重，不得不增加赋税，进一步加重了百姓的生活负担。例如，《南京条约》中的赔款条款，使得清政府为筹集赔款，加大了对百姓的搜刮力度，导致民不聊生。
在社会层面，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引发了社会的动荡和变革。西方列强的侵略和不平等条约的压迫，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各地陆续爆发了各种形式的反侵略斗争，如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等。同时，这些条约也促使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反思中国的现状，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为后来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变革运动埋下了伏笔。耆英外交活动所带来的不平等条约，对晚清社会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与觉醒。
第八章：耆英在文化交流方面的作用
耆英在晚清的外交活动，虽然主要以签订不平等条约而备受争议，但在客观上也对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与西方列强的接触过程中，耆英不可避免地接触到了西方的文化、科技和思想。他将一些西方的信息带回国内，使更多的中国人开始了解外部世界。例如，他在与西方外交官的交往中，了解到西方的政治制度、军事技术和文化艺术等方面的情况。尽管他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可能较为肤浅，但他的这些见闻在一定范围内传播开来，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对西方的关注，为后来的西学东渐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
耆英在外交谈判中，也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虽然这种交流并非出于平等和自愿，但在与西方代表的沟通中，双方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文化方面的交流。耆英向西方介绍了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等内容，使西方对中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同时，他也从西方那里了解到一些先进的科技知识和文化观念，尽管他并没有积极推动这些知识和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但这些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中国人的视野。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耆英在文化交流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完成外交谈判任务，维护清朝的统治，而不是主动、积极地推动中西文化的平等交流与融合。而且，由于他在外交上的妥协和失败，使得这种文化交流往往伴随着屈辱和不平等，其积极意义被大大削弱。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在晚清特殊的历史时期，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媒介作用。
第九章：耆英外交失败的原因剖析
耆英在晚清外交活动中的失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深入剖析这些原因，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晚清外交的困境。
首先，清朝自身实力的衰落是耆英外交失败的根本原因。晚清时期，清朝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全面落后于西方列强。政治上，封建专制制度僵化，官场腐败严重，行政效率低下；经济上，以小农经济为主，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与西方的工业经济相比差距巨大；军事上，武器装备陈旧，军事制度落后，战斗力低下。在这种实力悬殊的情况下，耆英无论采取何种外交策略，都难以改变中国在国际谈判中的劣势地位，最终只能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
其次，耆英对国际形势的认识不足也是导致其外交失败的重要因素。他没有充分认识到西方列强的侵略本质，简单地认为可以通过妥协和建立私人关系来维护和平。他不了解西方的政治制度、外交理念和国际规则，在谈判中处于被动地位。例如，他不明白西方列强追求的是经济利益和殖民扩张，以为通过一些表面的妥协就能满足列强的要求，结果却导致列强得寸进尺，提出更多苛刻的条件。
再者，清朝内部政治的复杂性也对耆英的外交活动产生了负面影响。朝廷内部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势力和观点，主战派和主和派之间争论不休。耆英作为主和派的代表，在推行外交政策时，既要面对列强的压力，又要应对来自朝廷内部的质疑和反对。这种内部的不团结和政治斗争，使得他在外交谈判中难以形成统一的策略和立场，进一步削弱了他在外交上的影响力和执行力。
最后，耆英个人的局限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外交失败。他虽然有一定的官场经验和沟通技巧，但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和坚定的民族气节。在面对列强的威逼利诱时，他往往选择妥协退让，而不是坚决扞卫国家利益。他过于依赖个人关系和“羁縻”政策，而没有从根本上提升国家实力和制定有效的外交战略，最终导致外交活动的失败。耆英外交失败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反映了晚清时期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艰难处境。
第十章：耆英对后世外交的启示
耆英在晚清外交舞台上的经历，虽然充满了失败和屈辱，但也为后世外交提供了诸多宝贵的启示。
首先，国家实力是外交的基础。耆英所处的时代，清朝因实力衰落，在外交上处处被动挨打，只能签订不平等条约。这深刻表明，一个国家只有拥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综合实力，才能在国际舞台上拥有话语权，维护自身的主权和利益。后世各国应注重自身实力的发展，不断提升国家的综合竞争力，以坚实的实力为外交后盾。
其次，正确认识国际形势和遵循国际规则至关重要。耆英由于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本质认识不足，对国际规则缺乏了解，在外交谈判中屡屡受挫。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各国需要深入研究国际形势的变化，准确把握各国的利益诉求和外交策略，熟悉并运用国际规则，以更加主动和灵活的方式参与国际事务，维护国家利益。
再者，外交需要坚定的原则和灵活的策略相结合。耆英在外交中过于妥协退让，缺乏坚定扞卫国家主权的原则，导致国家利益受损。然而，外交也需要一定的灵活性，不能一味强硬。后世外交应在坚守国家核心利益和主权原则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的情况和对象，采取灵活多样的外交策略，通过谈判、协商等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最后，国内政治的稳定和团结是外交成功的重要保障。耆英在外交过程中，受到清朝内部政治斗争的干扰，难以形成统一的外交策略。一个国家内部应保持政治稳定，各政治势力应团结协作，形成对外交政策的共识和支持，为外交活动提供坚实的国内基础。耆英的经历为后世外交提供了深刻的教训，促使各国在外交实践中不断反思和改进，以更加成熟和自信的姿态走向世界。
第十一章：耆英与地方督抚在外交事务中的协作与分歧
在晚清的外交事务中，耆英作为朝廷的外交代表，与地方督抚之间存在着既协作又分歧的复杂关系，这种关系对晚清外交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耆英在参与外交谈判和处理对外事务时，有时需要地方督抚的支持与协作。地方督抚作为地方的最高行政和军事长官，掌握着地方的资源和力量。在涉及到通商口岸的开放、外国势力在地方的活动等外交事务时，耆英需要地方督抚的配合来确保相关条约的实施和地方秩序的稳定。例如，在《南京条约》签订后，通商口岸的设立和管理需要地方督抚负责安排。耆英会与相关地方督抚沟通协调，要求他们做好通商口岸的基础设施建设、贸易管理以及应对外国人在当地活动等方面的工作。地方督抚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听从耆英的安排，因为他们明白这些外交事务与地方的稳定和发展息息相关。这种协作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外交条约的落地实施，尽管是以牺牲国家部分主权为代价。
然而，耆英与地方督抚在外交事务上也存在诸多分歧。一些地方督抚对耆英在外交谈判中的妥协退让态度表示不满。他们认为耆英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给地方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例如，通商口岸的开放使得西方商品大量涌入，冲击了地方传统经济，导致许多手工业者失业，地方经济遭受重创。部分地方督抚对这种情况深感忧虑，他们希望朝廷能够采取更加强硬的外交政策，维护国家主权和地方经济利益。但耆英出于对清朝整体局势的考虑，认为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妥协求和是无奈之举。这种分歧反映了朝廷外交决策与地方实际利益之间的矛盾。
此外，在应对外国势力在地方的一些具体事务上，耆英与地方督抚也存在不同意见。地方督抚更关注地方的安全和稳定，对于外国人在地方的一些越界行为，他们往往采取相对强硬的态度。而耆英为了维护与列强的“和平”关系，有时会要求地方督抚对外国人的行为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例如，在处理一些外国人在通商口岸附近私自占地、干涉地方司法等问题时，耆英担心过度强硬会引发外交冲突，主张以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而部分地方督抚则认为应该坚决扞卫地方权益，对外国人的行为予以坚决制止。这种在具体事务处理方式上的分歧，使得耆英与地方督抚在外交事务中的协作时常出现裂痕，也影响了晚清外交政策在地方的执行效果，进一步凸显了晚清外交在中央与地方协调方面的困境。
第十二章：耆英在外交谈判中的心理与行为分析
耆英在晚清一系列外交谈判中，其心理与行为表现复杂且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深入分析有助于理解他在外交舞台上的角色。
从心理层面来看，耆英首先怀着一种深深的无奈感。他深知清朝在军事、科技等方面与西方列强存在巨大差距，面对列强的坚船利炮，他明白若坚决抵抗，可能会导致清朝遭受更严重的打击，甚至危及统治根基。这种对实力悬殊的清醒认知，使他在外交谈判中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被动、无奈的心理状态，不得不考虑以妥协求和的方式来避免更大的灾难。
同时，耆英内心也有着对维护清朝统治的强烈责任感。他认为通过签订条约，满足列强的部分要求，可以换取暂时的和平，为清朝争取时间进行整顿和改革，从而延续清朝的统治。这种心理使得他在谈判中愿意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尽管这些让步往往是以牺牲国家主权为代价。
在行为上，耆英表现出明显的妥协倾向。在与列强的谈判中，面对对方提出的割地、赔款、通商等苛刻要求，他虽内心痛苦，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接受。例如在《南京条约》的谈判中，对于英国割占香港岛的要求，耆英虽有挣扎，但最终还是同意了，因为他担心拒绝会引发更激烈的战争。这种妥协行为虽在一定程度上暂时平息了列强的怒火，但却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
耆英在谈判中还试图通过与列强代表建立私人关系来改善谈判局面。他频繁与列强代表进行私人接触，以礼相待，甚至表现出亲昵的态度，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软化对方的立场，争取相对有利的条款。然而，这种行为并没有达到他预期的效果。西方列强的侵略本质决定了他们不会因为私人关系而放弃对利益的追求，反而将耆英的这种行为视为清朝软弱的表现，从而更加肆无忌惮地提出各种要求。耆英在外交谈判中的心理与行为，是晚清国力衰落背景下的产物，虽有其试图维护统治的初衷，但因其妥协行为对国家造成的巨大伤害，使其成为了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
第十三章：耆英外交活动对满汉关系的影响
耆英在晚清的外交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对满汉关系产生了微妙而复杂的影响。
一方面，耆英作为满族贵族，在外交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强化了满族在朝廷权力结构中的核心地位印象。在当时的清朝，外交被视为重要的国家事务，由满族亲贵耆英负责，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满族在政治上的优势地位，让满族官员和民众感受到朝廷对满族的倚重。同时，耆英在外交活动中所展现出的决策权力，也巩固了满族贵族在统治阶层中的话语权，使得满汉之间在政治权力分配上的不平衡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延续。
然而，另一方面，耆英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给整个国家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满汉民众都深受其害。巨额的赔款使得清政府财政负担加重，从而增加了对百姓的赋税征收，无论是满族还是汉族百姓，生活都变得更加困苦。通商口岸的开放和西方商品的涌入，冲击了传统的经济模式，满汉的手工业者和农民都面临着失业和破产的困境。这种共同的苦难经历，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满汉民众之间的距离，使他们意识到在面对外部列强侵略时，满汉应团结起来共同应对危机。
在政治层面，耆英外交活动的失败，引发了满汉官员对国家前途的共同担忧和反思。一些汉族官员开始对满族贵族主导的外交政策提出质疑，认为正是这种软弱妥协的外交导致了国家的衰败。而部分满族官员也认识到单纯依靠满族自身的力量，难以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挽救国家危局。这促使满汉官员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寻求合作，共同探索救国之路。例如，后来兴起的洋务运动，就有满汉官员共同参与，试图通过学习西方技术来增强国家实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满汉之间在政治合作上的关系。耆英外交活动对满汉关系既有强化满族政治优势的一面，也有促使满汉民众和官员在苦难中走向团结与合作的一面，对晚清满汉关系的演变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第十四章：耆英与同时代外交家的比较
在晚清风云变幻的外交舞台上，耆英与同时代的其他外交家有着不同的经历、理念和行为方式，通过比较可以更清晰地看出耆英外交的特点。
与林则徐相比，林则徐具有强烈的民族气节和坚决抵抗外敌的决心。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时，坚决打击英国的鸦片贸易，毫不畏惧英国的威胁。他积极筹备海防，组织军民抵抗英军的侵略。而耆英在面对列强时，更多地采取妥协求和的策略。林则徐认为只有坚决抵抗，才能扞卫国家的尊严和主权，而耆英则认为清朝实力不如列强，妥协是避免更大损失的无奈之举。这种理念上的差异，导致他们在外交行动上截然不同。林则徐的抵抗虽然最终未能阻止英国的侵略，但他的行为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而耆英签订不平等条约的行为则备受争议，被认为损害了国家利益。
与郭嵩焘相比，郭嵩焘是中国近代较早主动了解西方、主张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外交家。他出使英国期间，深入考察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具有前瞻性的观点。而耆英对西方的认识相对肤浅，他只看到了西方的坚船利炮，却没有深入探究西方强大的根源。郭嵩焘主张通过全面学习西方，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以增强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而耆英在外交上仅仅试图通过妥协来维持暂时的和平，没有从长远角度思考如何提升国家实力以应对列强。
再看曾纪泽，曾纪泽在外交谈判中展现出了坚定的立场和灵活的策略。他在与俄国谈判收回伊犁的过程中，据理力争，凭借对国际法的熟悉和出色的谈判技巧，成功地挽回了部分国家利益。相比之下，耆英在外交谈判中往往过于软弱，轻易答应列强的苛刻要求。曾纪泽深知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在维护主权的前提下，通过外交手段与列强周旋，而耆英在面对列强压力时，缺乏足够的勇气和智慧来扞卫国家权益。通过与这些同时代外交家的比较，可以看出耆英在外交理念、对西方的认识以及谈判策略等方面存在诸多不足，这也使得他的外交活动以失败和屈辱告终。
第十五章：耆英在晚清政治派系中的角色与地位
耆英在晚清复杂的政治派系格局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拥有特定的地位，其角色和地位与晚清的政治局势及外交困境紧密相连。
在道光朝，耆英是主和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当时清朝面临西方列强的军事威胁，朝廷内部对于如何应对列强侵略产生了主战与主和的分歧。耆英基于对清朝实力与列强差距的判断，主张通过妥协求和的方式来解决外交争端，避免与列强发生大规模战争。他的这一主张得到了一部分官员的支持，这些官员认为清朝在军事上难以与列强抗衡，求和是保全清朝统治的无奈之举，从而形成了主和派。耆英凭借其皇族身份、道光帝的信任以及在外交事务中的主导地位，成为主和派的核心人物之一。他在朝廷中的地位因参与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变得举足轻重，尽管这些条约备受争议，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他的外交活动被视为解决危机的一种途径，使得他在主和派中拥有较高的威望，对朝廷的外交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然而，耆英的立场和行为也引发了主战派官员的强烈反对。主战派认为耆英的妥协行为损害了国家主权和尊严，是懦弱无能的表现。他们坚决主张抵抗列强侵略，哪怕付出巨大代价也不能轻易放弃国家权益。耆英与主战派之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和政治斗争。在这种政治派系的博弈中，耆英虽然有主和派的支持，但也面临着来自主战派的巨大压力，其在朝廷中的地位并非稳固不变，时常受到主战派的攻击和质疑。
到了咸丰朝，政治局势发生变化，咸丰帝对耆英在道光朝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后果不满，耆英在朝廷中的地位急剧下降。他从曾经的外交重臣逐渐被边缘化，不再能像以前那样主导外交决策。咸丰帝对他的冷落，使得他在政治派系中的影响力大打折扣。而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耆英参与谈判的失败以及擅自回京的行为，更是让他彻底失去了咸丰帝的信任，最终被赐死。耆英在晚清政治派系中从主和派的核心人物到逐渐失势直至丧命，反映了晚清政治的复杂性以及外交决策在政治斗争中的关键作用，也凸显了他在晚清政治舞台上命运的起伏。
第十六章：耆英外交遗产对近代中国外交转型的意义
耆英在晚清参与的外交活动及其留下的外交遗产，虽充满了屈辱与失败，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对近代中国外交转型仍具有一定的意义。
耆英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以一种极其惨痛的方式让中国认识到了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这些条约打破了中国长期以来天朝上国的迷梦，使中国不得不直面西方列强主导的近代国际秩序。尽管这种认识是以主权丧失和民族屈辱为代价，但它促使中国开始思考自身在世界中的地位以及传统外交模式的局限性，为外交转型提供了思想上的触动。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必须改变传统的外交观念和方式，以适应新的国际形势。
耆英在外交实践中，尽管采取的是妥协求和的策略，但他毕竟开启了中国与西方列强正式外交谈判的先河。他与列强代表的接触和交涉，使中国初步了解了近代外交的一些形式和程序，如条约签订的流程、外交照会的格式等。虽然这些外交活动是在不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但为后来的外交人员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教训。后世的外交家们可以从耆英的失败中学习如何在国际谈判中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避免重蹈覆辙，从而推动中国外交逐渐走向近代化。
此外，耆英外交活动所引发的国内反思和讨论，促进了近代中国外交思想的演变。他签订不平等条约的行为引发了国内各界的广泛关注和争议，无论是官员还是知识分子，都开始思考中国应采取何种外交策略来应对列强侵略。这种讨论推动了外交思想从传统的“夷夏观念”向近代外交理念的转变，为中国外交转型奠定了思想基础。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倡导学习西方的外交制度和理念，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外交道路。耆英的外交遗产虽然沉重，但它在客观上对近代中国外交转型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成为中国外交从传统走向近代的一个特殊转折点。
第十七章：耆英在地方外交事务管理中的得与失
耆英在参与晚清外交事务过程中，对地方外交事务管理有着自身的举措，这些举措既有一定的收获，也存在诸多失误。
从“得”的方面来看，耆英在协调地方与列强关系上，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地方的暂时稳定。在通商口岸等涉及地方外交事务方面，他积极与列强沟通，确保条约规定的相关事务能够相对有序地进行。例如，在通商口岸开放初期，他努力协调地方官员与外国商人之间的关系，避免了因双方文化、商业习惯等差异而可能引发的大规模冲突。他组织地方官员学习一些基本的涉外规则和礼仪，使地方在与外国人交往时能够更加规范，减少了不必要的摩擦，为地方经济在动荡局势下维持一定程度的运转创造了条件。
此外，耆英在处理一些地方涉外案件时，尝试引入相对公平的处理方式。虽然这些方式无法完全摆脱列强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但相较于以往的混乱和随意，还是有一定进步。他要求地方官员在处理涉及外国人的案件时，遵循一定的程序和原则，尽量做到公正，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地方在涉外事务处理上的形象，也让地方民众看到了朝廷在维护地方秩序方面的努力。
然而，耆英在地方外交事务管理中的“失”更为突出。他在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给予了列强在地方过多的特权，严重损害了地方主权。例如，领事裁判权的规定使得外国人在地方犯罪不受中国法律制裁，这极大地破坏了地方的司法主权，导致地方治安管理出现混乱。外国人凭借特权肆意妄为，而地方官员却无权干涉，严重影响了地方的正常秩序和民众的生活。
同时，耆英对地方经济利益的保护不足。通商口岸的开放和相关贸易条款的签订，使得西方商品大量涌入地方市场，冲击了地方传统经济。他未能有效制定保护地方经济的措施，导致地方手工业和商业遭受重创，大量民众失业，地方经济陷入困境。耆英在地方外交事务管理中虽有一些维护秩序的努力，但因其在外交谈判中的妥协和对地方利益保护的缺失，总体上给地方带来了更多的负面影响，其失误远远大于收获。
第十八章：耆英的家族背景对其外交生涯的影响
耆英出身于爱新觉罗氏，满洲正蓝旗的高贵家族背景，对他的外交生涯产生了深远且多维度的影响。
从积极方面来看，皇族身份为耆英提供了广阔的政治舞台和丰富的政治资源。他凭借家族的威望和人脉，能够迅速进入朝廷核心权力圈，获得更多展示自己才能的机会。在清朝，皇族成员在政治上具有先天的优势，耆英因此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和重用。道光帝将重要的外交使命交予他，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他皇族身份的认可和对其能力的期望。这种信任使得耆英在外交谈判中有更大的决策权和行动自由，能够相对独立地执行朝廷的外交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他开展外交活动。
家族背景也培养了耆英的贵族气质和政治素养。他自幼接受系统的贵族教育，学习满汉文化、经史子集以及骑射等技能，这使他具备了较高的文化修养和政治见识。在与西方列强的外交接触中，他的贵族气质和文化素养有助于他在谈判桌上展现出一定的风度和智慧，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清朝的形象。同时，家族所传承的忠诚于朝廷的观念，使耆英在外交活动中始终将维护清朝统治视为首要任务，尽管他采取的方式备受争议，但这种忠诚的使命感促使他积极投身于外交事务，努力寻求解决危机的办法。
然而，家族背景也给耆英的外交生涯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皇族身份使他在外交决策中可能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清朝长期以来的天朝上国观念在皇族中根深蒂固，耆英虽然认识到清朝与列强的实力差距，但在内心深处可能仍难以完全摒弃这种观念。这导致他在外交谈判中，一方面对列强的要求不得不妥协，另一方面又试图在形式上维护清朝的尊严，这种矛盾心理使得他的外交策略缺乏连贯性和果断性。
此外，耆英的家族背景也可能引发其他官员的嫉妒和不满。在朝廷中，一些非皇族官员可能对耆英因出身而获得的特权和重用感到不服，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在朝廷中的人际关系和政治支持。当他在外交上遭遇困境或决策失误时，这些潜在的矛盾可能会被激化，使得他在朝廷中的处境更加艰难。例如，在咸丰朝，他因外交失败而受到指责时，部分官员的攻击可能也包含了对他皇族身份的嫉妒因素。耆英的家族背景对其外交生涯既有推动作用，也带来了一些阻碍，是影响他外交活动和政治命运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十九章：耆英在鸦片战争后国内舆论中的形象变迁
鸦片战争后，耆英在国内舆论中的形象经历了复杂的变迁过程，这一变迁反映了当时社会各阶层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以及对耆英外交行为的不同认知。
在鸦片战争刚刚结束，耆英签订《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后，国内舆论对他的评价较为复杂。一部分官员和民众，尤其是那些对清朝军事和国际形势有一定了解的人，对耆英的行为表示无奈的理解。他们深知清朝在战争中的惨败，认为耆英在那种情况下选择妥协求和，是为了避免国家遭受更大的损失，保住清朝的统治。他们觉得耆英是在执行朝廷的旨意，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或许没有更好的选择。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不平等条约给国家带来的巨大危害。巨额赔款、割让领土、丧失主权等后果逐渐显现，国内舆论对耆英的批评声浪逐渐高涨。普通民众深受条约之苦，赋税增加、生活困苦，他们将愤怒指向耆英，认为他是导致国家陷入困境的罪魁祸首之一。知识分子阶层也对耆英提出严厉批判，他们从民族尊严和国家未来的角度出发，认为耆英的妥协行为损害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是懦弱和卖国的表现。
到了咸丰朝，耆英在天津谈判失败并擅自回京后，国内舆论对他的谴责达到了顶点。他被视为一个无能且不负责任的外交官员，不仅未能完成朝廷交付的任务，还擅自违背旨意，严重损害了朝廷的权威。此时，无论是朝廷内部的官员，还是民间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几乎一致对他进行批判。他的形象从最初的无奈执行者，彻底转变为一个遭人唾弃的人物，成为了晚清外交失败的象征。耆英在鸦片战争后国内舆论中的形象变迁，深刻反映了晚清社会在遭受列强侵略后，民众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及对国家命运的深刻反思，同时也体现了舆论对政治人物评价随着历史发展而发生的动态变化。
第二十章：从耆英看晚清外交人才培养的缺失
耆英在晚清外交舞台上的种种表现，深刻反映出当时外交人才培养的严重缺失，这种缺失对晚清外交格局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从知识结构方面来看，耆英以及当时大多数参与外交事务的官员，对国际形势和近代外交知识的了解严重不足。他们成长于传统的封建教育体系之下，所学多为四书五经、诗词歌赋以及封建典章制度等内容。对于西方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军事力量以及国际法等近代外交所必需的知识，几乎一无所知。耆英在与列强的谈判中，因不了解国际法，无法运用合理的规则来维护国家权益，只能在列强的威逼下被动妥协。这表明晚清缺乏系统的近代外交知识教育，使得外交人才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时，缺乏必要的知识储备来制定有效的外交策略。
在外交理念上，传统的“夷夏观念”根深蒂固，严重束缚了耆英等外交人员的思维。他们长期秉持着天朝上国的心态，虽在列强的冲击下有所动摇，但难以迅速转变为适应近代国际秩序的平等外交理念。耆英在外交中虽认识到清朝实力不如列强，但内心深处仍试图维护一种虚假的“尊严”，在谈判中既想妥协求和，又放不下架子，导致外交行动犹豫不决，错失有利时机。这种理念上的滞后，反映出晚清在外交人才培养过程中，未能及时引导官员摒弃旧观念，树立符合时代发展的新外交理念。
实践经验方面，晚清缺乏外交实践的锻炼机制。耆英等官员在参与外交事务之前，几乎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外交实践训练。他们大多是凭借在官场积累的一般行政经验来应对复杂的外交谈判。外交谈判需要高超的沟通技巧、敏锐的洞察力以及灵活的应变能力，而这些能力仅靠传统的官场经验是无法培养出来的。耆英在与列强代表的谈判中，常常因不了解对方的谈判策略和底线，而在关键问题上做出不必要的让步。这显示出晚清在外交人才培养上，没有建立起科学的实践锻炼体系，使得外交人员在实际外交活动中表现得极为稚嫩。
语言能力也是晚清外交人才培养缺失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与西方列强的外交交往中，语言障碍成为一个突出问题。耆英等官员大多不通外语，在谈判中不得不依赖翻译。然而，翻译人员的水平参差不齐，且可能存在沟通不畅或故意曲解意思的情况，这严重影响了外交谈判的效果。例如，在一些关键条款的翻译和理解上，因语言问题可能导致双方产生误解，使清朝在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这表明晚清在外交人才培养中，忽视了语言能力的培养，使得外交人员在国际交往中无法直接、准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从耆英在晚清外交中的表现可以看出，外交人才培养在知识结构、理念、实践经验和语言能力等多方面的缺失，是导致晚清外交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也为后世外交人才培养提供了深刻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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