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后的清晨，清州市档案馆三楼会议室，气氛凝重。长条会议桌旁坐着十几个人：有赵晓颖团队，有市委研究室、市纪委监委、市委组织部的相关同志，还有三位特邀专家——一位党史学者、一位政治学教授、一位退休的老纪检干部。
这是赵晓颖提议召开的一场特殊研讨会，主题是“如何理解新时代的‘伟大斗争’”。连续多日的调研，让她深刻感受到，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普通公务员，无论是企业家还是基层群众，都生活在一个充满张力、需要不断应对挑战和解决问题的现实中。“斗争”这个词，似乎不再是遥远的革命叙事，而是近在咫尺的日常实践。
“感谢各位在百忙中参加这次研讨。”赵晓颖作为主持人开场，“我们调研团队这段时间接触了各个层面的人士，听到最多的词是‘挑战’‘困难’‘压力’‘阻力’。这让我们思考：在和平建设时期，在改革发展进入深水区的今天，‘斗争’的内涵发生了什么变化？它如何在日常工作中体现？我们又该如何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市委研究室的副主任老张首先发言，他年近五十，说话严谨：“从政策文本的角度，‘伟大斗争’在新时代有明确的指向：与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现象作斗争，与一切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风险挑战作斗争，与一切危害人民利益的行为作斗争。但在实际操作层面，我认为重点在于把握‘斗争’的时代性——它不再是你死我活的阶级对抗，更多是发展理念、利益格局、体制机制方面的博弈和突破。”
市纪委监委的年轻干部小刘接话，他参与过多个专案：“我理解‘伟大斗争’在反腐败领域的体现，就是与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的坚决斗争。但这种斗争越来越复杂。比如现在有的腐败行为非常隐蔽，通过‘影子公司’‘代持协议’‘虚拟交易’等方式进行利益输送。与之斗争，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和新手段。”
“我补充一点，”组织部干部监督处的王处长说，“与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作斗争，也是重要方面。如何防止‘带病提拔’‘近亲繁殖’‘圈子文化’，如何建立科学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让真正优秀的干部脱颖而出，这本身就是一场艰巨的斗争。”
讨论逐渐升温。党史学者，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推了推眼镜：“从历史维度看，我们党在革命时期、建设时期、改革时期，都进行过不同形式的伟大斗争。新时代的斗争，我认为有三大特点：一是斗争的领域更加广泛，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二是斗争的形式更加多样，既有硬实力的较量，也有软实力的博弈；三是斗争的复杂性前所未有，国内矛盾与国际矛盾交织，传统问题与新型风险并存。”
政治学教授，一位四十多岁的中青年学者，从理论层面分析：“‘斗争’在政治哲学中，本质上是解决矛盾的过程。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伟大斗争’的核心，就是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具体表现为：与阻碍高质量发展的观念和体制作斗争，与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现象作斗争，与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作斗争，与危害国家安全的风险作斗争。”
退休的老纪检干部，姓陈，七十多岁但精神矍铄，说话带着老一辈的朴实：“我说点接地气的。我干纪检工作三十多年，参与和见证过很多斗争。我觉得不管时代怎么变，‘伟大斗争’的本质没变——就是为了人民利益而战。革命时期，是为人民夺取政权而斗争；建设时期，是为人民过上好日子而斗争；现在，是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斗争。形式变了，但初心不能变。”
他顿了顿，回忆道：“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参与查处一个粮食系统的腐败案。那个案子牵扯面广，阻力非常大。有人威胁我家人，有人写匿名信诬告，甚至上级都有人暗示‘适可而止’。但我和同事们顶住压力，为什么？因为当时很多农民交完公粮拿不到钱，生活困难。我们每挖出一个蛀虫，就可能多一个农民拿到血汗钱。这就是斗争的意义——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是为了守护老百姓的利益而不得不斗争。”
陈老的话让会议室安静了片刻。赵晓颖点点头：“陈老说的这个案例很有启发。‘伟大斗争’不是抽象的，它总是与具体的人民利益相连。那么在今天，各位在实际工作中，感受到的‘斗争’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能否分享一些案例？”
市委研究室的老张想了想：“我举个例子。我们市前年推动开发区体制改革，要打破‘管委会’模式，推行‘市场主导、政府服务’的新体制。这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原来管委会的干部可能失去行政级别，原来享受特殊政策的企业要面对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推进过程中，各种阻力都来了——有公开反对的，有消极怠工的，有到上级告状的，有在媒体上放风的。”
“你们怎么应对的？”赵晓颖问。
“首先是统一思想。”老张说，“我们组织了大讨论，请专家讲课，带干部去先进地区学习，让大家明白改革势在必行。其次是设计过渡方案，比如对原管委会干部，提供多渠道安置选择：可以转入新的市场化运营机构，可以安排到其他党政岗位，符合条件可以提前退休。再次是争取上级支持，把改革纳入全省试点，获得政策背书。最后是透明操作，所有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所有决策过程记录在案。”
他总结道：“这场改革推进了两年，现在基本完成。回头看，这就是一场‘斗争’——与旧观念的斗争，与既得利益的斗争，与畏难情绪的斗争。但斗争的结果是，开发区活力明显增强，企业满意度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改善。”
纪委监委的小刘分享了另一个案例：“我们去年查处了一个环保领域的腐败窝案。涉案人员利用环评审批、环保执法等权力，为污染企业提供保护，收受贿赂。这个案子难在：第一，专业技术性强，环保标准、监测数据容易被操纵；第二，利益链条隐蔽，通过第三方机构‘洗白’；第三，地方保护主义，有人认为‘查处太狠会影响当地经济发展和就业’。”
“突破口在哪里？”
“我们从群众举报入手。”小刘说，“有村民持续举报一家化工厂夜间偷排，但每次环保部门检查都说‘达标’。我们暗访发现，检查前总有人通风报信。于是我们协调公安机关，用技术手段锁定通风报信的人，顺藤摸瓜，发现环保局内部有人被收买。然后我们突击检查，在化工厂和环保局的电脑里恢复了被删除的数据，掌握了篡改监测数据的证据。”
他表情严肃：“这个案子，我们与腐败分子斗智斗勇，与地方保护主义斗争，还得与一些‘说情风’斗争。最终查处了包括环保局副局长在内的八人，那家化工厂也被关停整治。结案后，当地空气质量明显好转，群众拍手称快。这就是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斗争’。”
组织部的王处长谈起了干部工作的“斗争”：“我们在推进干部能上能下制度改革时，遇到了很大阻力。一些能力不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干部，不愿退出领导岗位；一些年轻干部想上，但论资排辈的观念依然存在。这需要斗争——与‘官本位’思想斗争，与‘人情社会’的惯性斗争。”
“具体措施？”
“我们建立了多维度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不仅看Gdp，还要看党建工作、民生改善、生态保护、风险防控等；不仅看上级评价，还要看群众评议、服务对象反馈。对于连续考核靠后的干部，坚决调整。同时，我们大胆提拔使用经过实践考验的优秀年轻干部，哪怕有些‘杂音’。”王处长说，“开始确实有人闹情绪、找关系，但当我们坚持标准、一视同仁，风气慢慢就正了。现在‘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氛围初步形成。”
讨论进行到中午，大家边吃盒饭边继续。政治学教授提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刚才大家谈的都是具体的斗争实践。我想问的是：在新时代，我们进行‘伟大斗争’的方法论是什么？与过去相比，有什么继承和创新？”
这个问题引发了深入思考。党史老教授先回答：“方法论上，我认为首先要坚持实事求是。斗争不能脱离实际，不能搞‘一刀切’。比如反腐败，要精准运用‘四种形态’，该教育的教育，该处理的处理，不能简单化。其次要坚持群众路线。斗争为了群众，也要依靠群众。环保案、扶贫领域的腐败案，很多线索都来自群众举报。再次要坚持依法依规。新时代的斗争必须在法治框架内进行，这是与过去的重要区别。”
陈老补充：“我同意。还有就是要注意策略方法。斗争不是蛮干，要讲艺术。比如查办案件，什么时候谈话、什么时候取证、什么时候收网，都要精心设计。做干部思想工作，也要因人而异，有的需要严肃批评，有的需要耐心疏导。”
市委研究室的老张从实践角度说：“我认为新时代斗争方法论的一个重要创新是‘系统治理’。过去可能更多是‘点对点’的解决问题，现在强调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比如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是发现一个处理一个，而是通过完善考核评价、优化工作流程、加强技术赋能等系统措施，从根本上减少其滋生土壤。”
纪委监委的小刘点头：“技术手段的运用也是新特点。我们现在办案，大量运用大数据分析、电子取证、资金追踪等技术，提高了发现问题和固定证据的能力。这是新时代斗争的重要武器。”
下午的讨论转向更宏大的层面。赵晓颖问：“各位认为，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我们面临的‘伟大斗争’的主要战场在哪里？或者说，最艰巨的斗争可能发生在哪些领域？”
政治学教授沉思后回答：“我认为至少有几个关键领域：第一，意识形态领域。在信息时代，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如何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是一个重大斗争。第二，科技领域。当前国际科技竞争白热化，一些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如何实现科技自立自强，这是一场硬仗。第三，经济领域。如何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应对各种风险挑战，这需要持续斗争。第四，国家安全领域。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如何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这是根本性的斗争。”
党史老教授从历史经验出发：“任何时代的斗争，最终都是人的斗争，是争取人心、凝聚力量的斗争。所以我认为，最重要的斗争可能是党的自我革命——如何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如何始终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这决定了其他一切斗争的成败。”
陈老感慨道：“是啊。我这一辈子经历了很多斗争，最大的体会是：真正的力量来源于人民的支持。你为人民利益而斗争，人民就会站在你这边。你背离了人民，再强大的力量也会垮掉。所以‘伟大斗争’的根基，永远是民心。”
组织部的王处长从组织建设角度说：“干部队伍的建设也是关键战场。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本身就是一场伟大斗争。要斗争用人上的不正之风，要斗争干部队伍中的‘躺平’‘内卷’现象，要斗争能力不足、作风不实的问题。”
讨论一直持续到傍晚。结束时，赵晓颖做了总结：“今天的研讨让我对‘伟大斗争’有了更立体、更深入的理解。它不仅是宏大的政治命题，也是具体的实践课题；不仅存在于国家层面，也渗透到社会治理的每个环节；不仅需要勇气决心，也需要智慧方法；不仅是对外的博弈，更是对内的自我革新。”
她停顿了一下，继续说：“而贯穿其中的红线是：一切斗争都是为了人民利益，都必须依靠人民力量，最终都要由人民评判。这也许就是新时代‘伟大斗争’最本质的特征。”
研讨会结束后，赵晓颖团队没有立即离开，而是留在会议室里复盘。
王工先发言：“今天的信息量很大。我梳理了一下，‘伟大斗争’在当代中国的实践样态至少包括：反腐败斗争、改革攻坚战、意识形态斗争、科技自立自强斗争、生态环境保护斗争、风险防控斗争、党的自我革命等。这些斗争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斗争系统。”
小林接着说：“我特别注意到，几乎所有人都强调了斗争的‘方法论’问题——要讲策略、讲法治、讲系统治理、讲技术赋能。这说明我们的治理思维在成熟，不再靠‘运动式’‘风暴式’的简单化方式。”
老方导演思考的是呈现方式：“如何用影像呈现这种多维度、多层次、多形式的‘伟大斗争’？它不像战争电影那样有明确的敌我阵营和激烈冲突。它可能是会议室里的争论，可能是电脑前的数据分析，可能是田间地头的走访，可能是深夜办公室的灯光。这种‘静水深流’式的斗争，其实更难表现但更真实。”
赵晓颖在本子上记录着核心观点，同时思考下一步的调研方向。今天讨论的多是党政干部和专家的视角，她还需要听到更广泛的声音——普通群众如何看待身边的“斗争”？企业、社会组织、基层社区又在进行着怎样的“斗争”？
几天后，团队深入清州的几个不同类型社区，想看看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斗争”实践。
在“梧桐苑”社区，这是一个新建的商品房小区，居民以年轻白领和专业人士为主。社区党支部书记是位三十多岁的女性，叫苏梅，原本是企业hR，三年前被选为书记。
“我们社区的‘斗争’，主要是与居民公共意识不足、社区凝聚力薄弱作斗争。”苏梅直言不讳，“住在这里的人学历高、收入高，但社区参与度低。垃圾分类推行难，楼道堆物整治难，物业矛盾调解难。”
“有什么有效方法？”
苏梅笑了：“我们摸索出一套‘三动工作法’：党员带动、活动拉动、情感触动。比如垃圾分类，我们先发动党员家庭带头分类，在楼道公示评比；然后组织垃圾分类知识竞赛、变废为宝手工活动，吸引年轻人参与；对于特别不配合的，我们上门聊天，不是讲大道理，而是聊健康、聊孩子教育——‘垃圾分类好了，小区环境好了，孩子生病都少了’。慢慢就有效果了。”
她补充道：“这其实也是一场‘斗争’——与现代都市人的原子化生活方式斗争，与‘各扫门前雪’的心态斗争。但我们看到变化：去年我们成立了八个兴趣社团，社区议事会的参会率从不到10%提高到了40%。这就是基层民主的成长，是静悄悄但意义重大的斗争。”
在老旧厂区改造的“东风社区”，情况完全不同。这里老年人口多，困难群体多，历史遗留问题多。社区主任老杨，五十八岁，在这里工作了二十年。
“我们这的斗争，是与贫困斗争，与疾病斗争，与孤独斗争。”老杨说话实在，“社区三百多户，三分之一是低保或低收入家庭，五分之一是残疾人，空巢独居老人有八十多个。我们的任务就是不让一个人掉队。”
他带团队走访了几户。在残疾人家中，社区帮助进行了无障碍改造，联系了居家就业项目；在独居老人家里，安装了“一键呼叫”系统，志愿者每天上门看望；在失业人员家中，提供技能培训和信息对接。
“这都是细水长流的工作，没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老杨说，“但我觉得，这就是最真实的‘伟大斗争’——为每一个普通人的尊严和生活而战。国家政策再好，落到每个人身上，都需要社区这个‘最后一米’的工作。我们多做一点，群众的困难就少一点，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就多一点。”
在城乡结合部的“和谐社区”，外来人口多，管理难度大。社区民警小赵，二十九岁，向大家介绍了他们的“斗争”：“主要是与治安隐患斗争，与矛盾纠纷斗争，与融合难题斗争。”
他们创新了“房东协会”制度，把出租房主组织起来，压实安全管理责任；建立了“老乡调解室”，利用同乡情谊化解外来人员之间的纠纷；开办了“社区融合课堂”，教外来人员本地话、本地习俗，也组织本地居民了解外来文化。
“开始很难，本地人和外地人互不信任。”小赵说，“但我们坚持办活动，端午节一起包粽子，中秋节一起做月饼，春节一起办晚会。慢慢就有了交流，有了理解。去年，社区刑事警情下降了60%，矛盾纠纷调解成功率达到95%。这就是基层平安建设的斗争，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微观实践。”
走访完这些社区，团队又拜访了几家企业和一家社会组织。
在一家科技创业公司，创始人谈到的是“与技术创新瓶颈的斗争”“与市场竞争压力的斗争”“与人才流失风险的斗争”；在一家传统制造企业，管理者谈到的是“与产能过剩的斗争”“与环保要求的斗争”“与转型升级的阵痛作斗争”。
在一家专注于困境儿童帮扶的社会组织“阳光之家”，创办人李老师的话令人动容：“我们每天都在斗争——与贫困对儿童成长的影响斗争，与社会偏见斗争，与资源不足斗争。每个孩子的改变，都是一场小小的胜利。当我们帮助一个受虐待的孩子走出阴影，帮助一个残疾孩子学会自立，帮助一个贫困孩子考上大学，那种成就感，不亚于打赢一场大仗。”
晚上，团队再次聚在一起，整合这几天多层面的见闻。
“现在我明白了，”小林感慨地说，“‘伟大斗争’真的无处不在。在国家层面，它是战略性的博弈；在党政机关，它是制度性的变革；在基层社区，它是民生性的改善；在企业和社会组织，它是发展性的突破。虽然形式、规模、内容不同，但内核相通——都是为了解决问题、克服困难、实现进步而进行的努力。”
王工分析道：“这反映了中国社会的一个深刻特征：它是一个高度组织化、同时又充满内在张力的系统。‘斗争’是这个系统保持活力、实现演进的基本方式。但关键在于，这种斗争是在共同目标和价值共识下的‘建设性斗争’，而不是西方政治中那种撕裂性的‘对抗性斗争’。”
老方导演在思考叙事结构：“如果我们以‘伟大斗争’为主题做一个纪录片系列，可以采取多线并行的结构：一条线是宏观战略层面的斗争（如科技攻关、重大改革），一条线是中观治理层面的斗争（如反腐败、风险防控），一条线是微观民生层面的斗争（如社区治理、困难帮扶）。三条线交织，展现这个国家从上到下、从大到小的奋斗全景。”
赵晓颖在本子上写下最终思考：
“‘伟大斗争’在新时代的中国，呈现出五个鲜明特征：
1. 全域性：覆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个领域，贯穿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基层治理各个层面。
2. 人民性：一切斗争都是为了人民利益，依靠人民力量，由人民评判。从反腐败到社区治理，最终的落脚点都是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建设性：斗争的目的不是破坏而是建设，不是撕裂而是整合，是在解决矛盾中推动社会进步。
4. 系统性：强调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注重运用法治、技术、制度等多种手段。
5. 常态性：认识到矛盾斗争的普遍性和长期性，不期望一劳永逸，而是准备进行持久战。
而进行这样的伟大斗争，需要三种力量的结合：自上而下的领导力（提供方向和资源），自下而上的创造力（探索路径和方法），横向联动的协同力（整合力量和智慧）。这可能是‘中国之治’的一个重要密码。
接下来的调研，我们应该更加关注这种力量的结合：在具体的斗争实践中，领导者、执行者、参与者如何互动？制度设计、技术创新、文化塑造如何协同？在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的过程中，整个社会如何学习和进化？”
合上笔记本，赵晓颖望向窗外的城市。夜幕降临，万家灯火。
每一盏灯下，都有人在斗争——与工作中的难题斗争，与生活中的困境斗争，与自己的局限斗争。正是这无数微小的斗争，汇聚成这个国家前行的磅礴力量；正是这一次次具体的突破，累积成这个时代深刻的变革。
伟大斗争，从来不是遥远的政治口号。它就在每个岗位上，每次选择中，每份坚持里。记录这些斗争，理解这些斗争，传递这些斗争的精神，也许就是赵晓颖和她的团队，在这个伟大时代所能做的最有价值的贡献。
而这项工作本身，何尝不是一场需要智慧、勇气和毅力的伟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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