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口的老邮局挂着个铜铃铛，风一吹就“叮铃”响，那是老邮差老马挂上去的。据说铃铛是他年轻时从西洋货船上捡的，铜皮磨得发亮，声儿脆得能穿透三条街。
老马送信走的是山路，三十里地，来回得走六个时辰。他背的帆布包补了又补，里面总揣着三样东西：印泥盒、雨布、还有块给山里娃带的水果糖。“送信就得像走亲戚，”他总说，“人等着信呢，晚一步都心里发慌。”
那年冬天雪下得特别大，山坳里的李寡妇等着儿子的回信——她儿子在城里做工，三个月没信了。老马揣着信往山里闯，雪没到膝盖，每一步都陷得很深。快到李寡妇家时，他脚一滑摔进雪窝，帆布包甩出去老远，信撒了一地。他爬起来疯了似的捡，手指冻得发紫，捡最后一封时，指甲盖掀了块肉，血滴在信封上，像朵小红花。
“大娘，您儿子说工钱攒够了，开春就回来盖房。”老马把信递过去，手冻得直抖。李寡妇抹着泪拆信，他趁这功夫往灶膛里添了把柴，看见灶台上摆着个豁口碗，里面盛着半碗冻硬的红薯。走的时候，他悄悄把包里的水果糖放在碗边——那是他给自家孙子留的。
开春后，李寡妇的儿子真回来了，带着媳妇盖了新房。他拎着两斤红糖找到邮局，给老马作揖：“马叔，要不是您冒雪送那封信，我娘怕是熬不过那个冬天。”老马摆摆手：“信比啥都金贵，能让人心里有盼头。”
邮局的铃铛是在一个暴雨天坏的。那天老马送完信往回赶，遇见山洪，他把装信的木匣子顶在头上，自己泡在水里。等爬上岸，匣子没进水，铃铛却被树枝撞瘪了，声儿哑得像蚊子哼。
“这铃铛得修。”他对着匣子说。可镇上的铜匠早就改行了，他就自己蹲在邮局门口敲，敲得手上起了燎泡，铃铛总算能响了，只是声儿没以前脆，像个老烟嗓在哼歌。
有回，个穿军装的年轻人来寄信，信封上写着“前线”。老马看他紧张得手直抖，就说：“我给你念念？”年轻人点头，信里写着：“娘，我在队伍里学会了打枪，您别担心，等胜利了，我就回家陪您种玉米。”老马念得很慢，念到最后一句，年轻人眼泪掉下来。老马从包里摸出块水果糖塞给他：“甜丝丝的，心里能舒坦点。”
后来那年轻人再也没回来寄信。倒是有人捎来消息，说他在阵地上升了旗手，冲锋时总把娘的信揣在胸口。老马把那消息写在邮局的黑板上，旁边画了个歪歪扭扭的红旗，下面写着：“信到了，人就没走远。”
如今老马走不动山路了，邮局换了个年轻姑娘送信。他每天还来邮局，坐在门槛上擦那个铜铃铛，擦完就挂回门楣上。风一吹，“叮铃——”声儿虽哑，却能传到山那边。
姑娘问他：“马叔，这铃铛修得不如新的亮，换个新的吧？”老马摇摇头，指着远处的山：“山里的人听惯这声儿了，换了声儿，他们该以为信送错了。”
有回暴雨，姑娘送信被困在半山腰，恍惚听见铃铛响，抬头看见老马拄着拐杖，站在山顶摇着个铁环——他把铃铛拆下来绑在铁环上，正一步一滑地往山上挪。“我怕你慌，”他喘着气说，“听见铃儿响，就知道有人等你回来。”
现在那铜铃铛还挂在邮局门口，风大的时候，声儿能飘进学堂。孩子们总问：“那铃铛咋不亮了？”老师就说：“因为它装了太多人的念想，沉甸甸的，所以声儿才这么沉呐。”
放学后，总有孩子跑到邮局，踮脚够铃铛，想听听里面藏着的故事。老马就坐在门槛上笑，阳光落在他花白的胡子上，像撒了把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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