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雨柱转身，看见一个四十出头、穿着灰色中山装的男人快步走来。
他身材不高，但步伐利落，鼻梁上架着副金丝眼镜，镜片后的眼睛透着精明的光。
“我是深圳特区管委会的招商干部，姓陈，陈建华。”
男人伸出手，握手力度很足，“娄先生特意嘱咐我，一定要跟何师傅好好聊聊。”
两人在咖啡厅角落坐下。
陈建华从公文包里取出几份文件，摊在桌上。
“何师傅，听说您对特区有兴趣？”他开门见山。
何雨柱点点头：“想了解一下政策，看看有没有合作的可能。”
“那就对了！”
陈建华眼睛一亮，“中央设立特区，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探索改革开放的路子。我们现在最欢迎的就是像您这样有实力、有眼光的投资者。”
他翻开一份文件：“这是《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今年八月才通过的。里面明确了特区的优惠政策：企业所得税按百分之十五征收，比内地低一半；进口设备、原材料免征关税；外资企业利润汇出自由……”
何雨柱认真听着，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
这些政策他前世在历史书上看过，但亲耳听特区干部讲解，感受完全不同。
那是活生生的、正在发生的历史。
“陈同志，”何雨柱打断他，“我对政策框架有了解了。现在更想知道的是，具体能做什么？像我这样的个体户，能在特区投资什么项目？”
陈建华笑了，从文件袋里抽出一张深圳地图，铺在桌上。
地图还很粗糙，许多地方标注着“待开发”的字样。
但几条主干道已经画了出来，罗湖、上步、蛇口几个区域被重点标出。
“何师傅，您看这里——”
陈建华的手指落在罗湖区，“这里是特区最早开发的地段，现在已经有几十家港资、外资企业入驻。我们规划在这里建设商业区、住宅区、酒店宾馆……”
他的手指又移向靠海的一片区域：“这里是蛇口工业区，由香港招商局开发，现在已经有二十多家工厂投产。还有这里，上步区，规划是轻工业和电子产业聚集地……”
何雨柱的目光却停留在那些空白区域上。
“这些地方呢？”
他指着地图上大片未标注的区域。
“那些是预留发展用地。”
陈建华说，“特区总面积三百二十七点五平方公里，现在开发的不到十分之一。按照规划，未来五年要建成基础设施，十年内初步形成现代化城市格局。”
何雨柱心中一震。
三百多平方公里——这几乎相当于半个北京城区的面积。
而在1980年的现在，这片土地上大部分还是农田、渔村和荒滩。
但他知道，用不了十年，这里将成为中国发展最快的城市；用不了二十年，这里的房价将涨到令人瞠目结舌的高度。
“陈同志，”何雨柱深吸一口气，“如果我想在特区投资房地产，有什么途径？”
陈建华愣了下，推了推眼镜：“房地产？何师傅，特区现在最缺的是工业企业、是能创造就业和外汇的项目。房地产……我们还没考虑那么远。”
“但总要有人建房子吧？”
何雨柱坚持道，“企业来了，工人来了，外商来了，他们住哪里？总不能一直住工棚。酒店、公寓、写字楼，这些都是急需的。”
陈建华若有所思：“您说得对。实际上，我们已经批准了几个酒店项目，但都是港资或外资。国内私人资本投资房地产……还没有先例。”
“特区不就是创造先例的地方吗？”何雨柱看着对方。
陈建华沉默片刻，突然笑了：“何师傅，您这话说得对。特区就是要打破条条框框。”
他压低声音，“如果您真有这个意向，我可以帮您牵线。特区管委会下面有个城市建设发展公司，正在寻求合作方，开发第一批职工宿舍和配套商业设施。”
他从公文包最里层抽出一份薄薄的文件，推给何雨柱。
“这是内部规划，还没对外公布。我们计划在罗湖建设‘友谊大厦’，主要是涉外公寓和商业配套，面向来特区工作的外籍人员和港商。如果何师傅有兴趣，可以参与投资。”
何雨柱接过文件，快速浏览。
规划很粗略，只有一张草图和一些基本数据：占地面积八千平方米，规划建设两栋十二层公寓楼，总投资预算三百万元人民币。
三百万元——在1980年，这是个天文数字。
“投资比例和回报机制呢？”何雨柱问。
“具体可以谈。”
陈建华说，“如果是国内私人资本，可能要以合作经营的形式，或者购买部分房产的产权。不过何师傅，我得提醒您，这笔投资不小，风险也大。特区刚起步，政策还在变，谁也不敢打包票一定能赚钱。”
何雨柱合上文件，没有立即回答。
他知道这个项目会赚钱——不仅会赚，而且会成为深圳最早的地标性建筑之一。
但他不能表现得太急切。
“陈同志，我需要时间考虑。”
他说，“另外，我想亲自去深圳看看。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应该的！”
陈建华立刻说，“我们欢迎所有有意向的投资者实地考察。这样，我安排一下，您下周末可以跟我一起南下。坐飞机到广州，再转车到深圳，全程我们安排。”
两人又聊了半小时，陈建华详细介绍了特区的交通规划、水电建设、人才引进政策。
何雨柱认真听着，不时提问。
临别时，陈建华握着何雨柱的手说：“何师傅，娄先生特别推崇您，说您有眼光、有胆识。特区建设需要您这样的人。希望这次合作能成。”
送走陈建华，何雨柱站在饭店门口，看着长安街上稀疏的车流，心中波涛汹涌。
深圳，房地产，三百万投资……这些词在脑海中反复碰撞。
他知道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1980年在深圳投资房地产，就像1949年在北京买四合院，1978年认购国库券——都是时代给予的、稍纵即逝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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