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欣沉迷享乐、打压异己的同时，大汉王朝的财政状况也在以惊人的速度恶化。一方面，刘欣对董贤的过度赏赐如同流水般消耗着国库财富；另一方面，傅、丁两族凭借外戚身份贪腐挥霍，将国库视为 “私产” 肆意侵占。双重消耗之下，曾经充盈的大汉国库日渐空虚，甚至到了难以支撑日常政务开支的地步，而刘欣对此却浑然不觉，依旧我行我素，最终将矛盾转嫁到百姓身上，为王朝的稳定埋下了致命隐患。
刘欣对董贤的赏赐早已突破了 “宠爱” 的范畴，达到了近乎荒唐的程度。此前为董贤修建的豪华府邸，耗费了国库近百万两白银；赏赐的金银珠宝、名贵字画，多是宫中珍藏的稀世珍品，价值连城。而这还只是开始 —— 董贤的父亲董恭过寿，刘欣特意下令从国库拨出五十万两白银，为其举办盛大寿宴，宴会上所用的餐具全是纯金打造，所上的菜肴皆是山珍海味，仅一场寿宴的花费，便足够普通百姓生活数十年；董贤的弟弟董宽信娶妻，刘欣不仅亲自赐婚，还赏赐了一座占地十亩的宅院、数百名奴仆以及大量的绸缎、玉器，赏赐之物用车队运送了整整三日才全部送到董府。
负责管理国库的少府卿张忠，每次看到刘欣下达的赏赐诏令，都心痛不已。他曾暗中统计，自刘欣登基以来，仅赏赐给董贤及其家族的财物，便占了国库总支出的三成以上，若再加上宫廷日常用度、官员俸禄以及边疆军需，国库的结余已不足往年的四分之一，甚至连下一季度的官员俸禄都难以足额发放。
更让张忠忧心的是，傅、丁两族的贪腐挥霍同样触目惊心。傅太后的侄子傅迁，担任京兆尹期间，利用职权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还以 “治理京城” 为由，向国库申请巨额拨款，实则将大部分款项纳入私囊，用于扩建自家府邸、购买良田；丁太后的弟弟丁明，身为大司马，更是直接挪用军饷，为自己的儿子打造奢华的马车，还私下将国库中的粮食、绸缎赏赐给亲信，以拉拢人心。傅、丁两族的亲信官员也纷纷效仿，或虚报政绩骗取拨款，或克扣地方赋税中饱私囊，整个官僚体系的贪腐之风，已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
面对日益空虚的国库，张忠再也无法坐视不理。他整理好国库收支账目，冒着触怒刘欣的风险，在朝会上上奏：“陛下，如今国库结余已严重不足，仅够支撑三个月的政务开支。董贤大人的赏赐、傅丁两族的用度，已耗费大量国库财富，若不及时减少不必要的开支，节省用度，恐会导致官员俸禄拖欠、边疆军需短缺，引发更大的危机！臣恳请陛下削减对董贤大人的赏赐，严查傅丁两族的贪腐行为，以充盈国库，稳定朝局！”
张忠的奏疏，字字句句都戳中了财政危机的要害，大臣们也纷纷附和，恳请刘欣重视国库问题。然而，刘欣却对张忠的劝谏置若罔闻，甚至认为张忠是在 “小题大做”。他不耐烦地摆了摆手：“国库之事，有少府负责打理，朕自有考量。董贤乃朕的近臣，傅丁两族乃朕的亲眷，赏赐他们是朕的心意，无需他人干涉！” 说完，便下令退朝，将张忠与大臣们的担忧抛诸脑后。
退朝后，刘欣不仅没有减少对董贤的赏赐，反而为了安抚因大臣劝谏而 “受委屈” 的董贤，再次下令赏赐董贤黄金百斤、珍珠一串。几天后，董贤的母亲生病，刘欣还亲自前往董府探望，并为董母举办了一场奢华的 “祈福宴”，宴会上邀请了朝中重臣及皇亲国戚，所用的酒水、食物全是从各地搜刮而来的珍品，花费又耗去了国库数万两白银。
国库空虚的问题日益严重，刘欣既不愿削减对董贤的赏赐，也不敢得罪傅、丁两族，只能选择最荒唐也最有害的方式 —— 加重百姓赋税，以填补财政空缺。他下旨，将全国百姓的人头税提高五成，粮食税提高三成，还下令对盐、铁等生活必需品征收 “附加税”，甚至要求地方官员 “多征赋税以充国库”，默许官员通过苛捐杂税搜刮百姓。
这一举措，对本就生活困苦的百姓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关东地区因水灾颗粒无收，百姓本就只能靠野菜、树皮充饥，如今又要缴纳沉重的赋税，不少家庭被逼得卖儿鬻女，甚至家破人亡。在绝望之下，多地百姓纷纷揭竿而起，爆发了小规模的起义 —— 青州百姓杀死当地贪官，占领县城；徐州百姓聚集数千人，拦截官府粮车，将粮食分发给饥民；荆州百姓则攻打郡府，要求官府减免赋税。
虽然这些起义规模不大，很快被官府派兵镇压下去，但百姓的反抗情绪却如同火种般被点燃。各地官府上报的 “百姓作乱” 奏折日益增多，大臣们也纷纷上奏，恳请刘欣减免赋税、安抚百姓，以免引发更大的动乱。可刘欣依旧沉浸在与董贤的享乐之中，对百姓的苦难与王朝的危机视而不见，只是下令 “严厉镇压叛乱，切勿姑息”。
他不知道，那些被镇压下去的小规模起义，只是王朝崩溃的前兆。百姓心中的不满与愤怒，正在不断积累，一旦遇到合适的时机，便会爆发成席卷全国的大规模动乱。而大汉王朝，在刘欣的荒唐统治下，早已千疮百孔，距离崩塌的边缘，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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