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日后，武曌登临则天门，犒赏平定边陲小规模骚乱的有功将士。金甲曜日，旌旗猎猎，山呼万岁的声浪直冲云霄，彰显着武周新朝的赫赫武威与帝王的无上尊荣。她立于城楼最高处，接受万军朝拜，玄色龙衮在阳光下泛着幽深的光泽，冕旒垂珠后的面容威仪天成，令人不敢直视。
恰在此时，一群南迁的孤雁，排着略显凌乱的“人”字形，哀鸣着掠过神都上空，向着温暖的方向飞去，渐渐化为天边一串模糊的黑点。武曌的目光下意识地追随雁阵，直至其消失在天际尽头。她的指尖，在宽大袖袍的遮掩下，再次无意识地触碰到了胸前的墨玉。那温润的触感，与眼前这鼎盛喧嚣的军容，与脑海中那份关于铜价飞涨、华胥商船疏离的紧急奏报，以及那几道已然离京的贬谪身影，交织成一幅复杂难言的图景。
“非朕寡恩，”一声极轻的、唯有她自己能闻的自语，湮灭在震天的锣鼓与欢呼声中，“实乃时势不得不为。” 这既是自我确证，亦是一丝难以对外人言明的、身处绝巅的孤寂。驾驭这庞大的帝国，需要平衡，需要手段，需要有时做出看似冷酷的抉择。狄仁杰是能臣，但能臣势力过大，便需修剪。华胥是故人所创，然其影响力渗透过甚，便需警示。这一切，在她看来，皆是维护皇权、稳定大局的必要之举。那雁阵南飞，或许只是巧合，却莫名勾起了她心底一丝难以言喻的怅惘。
与此同时，华胥驻神都使馆的首席使者，奉元首东方墨之命，向武周鸿胪寺递交了一份措辞严谨的国书。国书中并未直接提及“七相案”，而是泛泛谈及两国友好与人才之珍贵，最后写道：“……闻贵邦有贤士远谪，窃以为憾。才难，不其然乎？伏望陛下慎惜国器，毋使栋梁摧折，则两国幸甚，天下幸甚。” 语意含蓄，却立场分明，将华胥的态度清晰地传递给了紫微宫中的那位女帝。
而在遥远的华胥天枢城，丞相李恪于政务院的书房内，正将“七相案”的详细始末、影响分析以及后续进展，郑重地录入他正在编撰的《盛世危言》之中。他以沉稳的笔触写道：“……权术制衡，乃帝王常道，然以构陷为手段，虽可收一时之效，终伤国本，失士人之心。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堵忠良之路，犹塞江河之源。后世执政者，当以此为鉴。” 这是华胥对故国政局的记录与反思，亦是对自身立国理念的再次强化。
魏州，刺史府后院临时辟出的书房。
这里陈设简陋，远不及神都宰相府的恢弘，仅一桌一椅，两架书籍，窗外便是州衙后院略显荒芜的景致。狄仁杰端坐灯下，舟车劳顿的疲惫尚未完全消退，他便已铺开纸张，开始了新的工作。案头，是刚刚展开、墨迹未干的《魏州治蝗疏初稿》。他以实地勘察所得，结合过往经验，详细论述引水、捕打、掘卵诸法，字迹工稳，思路清晰。
夜风透过窗隙，带来北方夏夜特有的干燥气息，也吹动了案头另一角，那张不知何人、于何时悄然置于书堆之上的《忠臣录》残页。那残页边缘卷曲，字迹略显模糊，仿佛带着诏狱的阴冷与血腥气。然而，此刻，它却被狄仁杰那份沉甸甸的《治蝗疏》稿纸，稳稳地压在了下面。
灯光摇曳，映照着老者专注的侧脸与纸上力透纸背的字迹。那未曾停歇的笔尖，那关乎民生疾苦的筹划，本身便是对构陷与不公最有力的回应。庙堂之上的风暴暂时远离，江湖之远的责任已然在肩。
翌日清晨，第一缕曙光刺破魏州上空的薄雾。老仆狄忠手持一个小小的陶罐，来到刺史府后院那方他前日刚刚开垦出的小小菜畦旁。他小心翼翼地打开陶罐，将里面那几粒自神都石阶上拾起、一路贴身珍藏的金色华胥稻种，以最庄重的姿态，一粒粒，播入了故乡中原温润的沃土之中。
晨光熹微，照耀着种子落入的浅坑，也照耀着不远处书斋窗内，那伏案一夜、此刻方才熄灯安歇的疲惫身影。长夜或将持续，但星火未熄，种子已悄然入土，等待着破土而出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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