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夏历史的浩渺烟云中，古蜀之地宛如一颗神秘而璀璨的星辰，散发着独特而迷人的光芒。其行政区域的划分，恰似一部卷帙浩繁的史书，每一页都写满了岁月的沧桑变迁与动人故事。那些曾归属于古蜀的土地，在历史长河的波涛中辗转起伏、离合聚散，承载着厚重深沉的历史记忆，静静诉说着往昔的辉煌与传奇。
西康东隅：重归古蜀怀抱
西南的崇山峻岭之间，有一片区域见证了西康省的兴衰荣辱，最终又回归到与古蜀文化紧密相连的温暖怀抱。西康省，这个在中国历史上仅短暂存在16年的省级行政区划，前身为清朝末期设立的川滇边务大臣衙门。它所辖地主要涵盖如今四川西部和西藏东部，多为藏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是多元文化交融的独特地带。西康省名中的“康”源自藏族传统聚居区“藏地三部”中的“康”（“喀木”），“西”则表明其地处西陲。1939年正式成立时，西康省分康、宁、雅三属，下辖46个县、3个设治局，总面积53.5万平方千米，人口约200万，但金沙江以西13县当时由西藏噶厦政府实际控制，局势复杂。
回溯历史，1906年清政府在川边推行改土归流，为筹建行省奠定基础；1911年代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嵩炑奏请建立西康省，却因辛亥革命爆发而搁置。此后，这片土地的行政建制屡经变化：1913年设川边经略使，1914年改川边特别行政区，1925年设西康屯垦使，1934年成立西康建省委员会，直至1939年1月1日，西康省才正式成立，省会康定，刘文辉任省主席。在西康省存在的十余年里，它作为内地进藏的咽喉要道，肩负着重要的军事与战略使命，是连接内地与边疆的关键纽带。
但随着时代发展，西康省的局限性逐渐显现：一方面，清末以来中国领土主权重归统一，其边疆国防使命减弱；另一方面，西康省人口稀少（1953年约338.11万人，平均每平方公里仅7人），经济基础薄弱，工业空白，农业落后，单独设省的行政成本反而加重了当地负担。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撤销西康省，金沙江以东各县划归四川省，金沙江以西各县划归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这一调整让与古蜀文化渊源深厚的金沙江以东地区回归四川，古蜀农耕技艺、青铜技术与四川本土文化再次交融，续写了文化传承的新篇章。
遵义遗韵：巴蜀与贵州的纽带
遵义，这座如今隶属于贵州的城市，在历史长河中与古蜀、巴蜀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遵义市位于贵州省北部，北纬27°8′至29°13′、东经105°36′至108°13′之间，东接铜仁、黔东南，南连贵阳、毕节，西临四川泸州，北靠重庆，是黔渝合作的桥头堡，也是黔、川、渝三省市接合部中心城市，全市总面积平方千米，占贵州省总面积的17.46％，为贵州第二大城市。
唐朝以前，遵义在贵州行政版图中辗转不定，自唐朝起与四川的联系日益紧密。宋朝时，遵义与古蜀同属川峡四路之一的夔州路，彼时遵义街头已弥漫着巴蜀烟火气，方言、饮食深受川蜀影响。川蜀的商业贸易沿长江水系、陆路通道延伸至遵义，蜀锦、川茶流入，遵义山货、药材经此销往川蜀，经济文化往来频繁。
明朝时，遵义正式划归四川省，四川的方言、习俗、建筑风格在此生根：飞檐斗拱间可见川派建筑的灵动，小吃摊弥漫着川味的热辣鲜香。明朝推行的“改土归流”政策，促使大量巴蜀移民涌入，带来先进农耕与手工业技术，形成了兼具巴蜀基因的“黔北文化”。
雍正年间，贵州总督鄂尔泰奏请将遵义及正安、绥阳、仁怀、桐梓等五州划归贵州，作为交换，贵州将永宁县划给四川。当时四川人编出顺口溜“四川人生得憨，遵义换龙安”，调侃这一行政调整带来的不舍。尽管行政区划改变，遵义与巴蜀的文化纽带从未断裂：遵义人对辣椒的热爱与巴蜀如出一辙，花灯戏等民间艺术保留着巴蜀元素，方言中仍透着浓浓的川音，成为历史长河中文化交融的温暖印记。
汉中溯源：古蜀北大门的变迁
汉中，位于秦巴山间，是连接西北与西南的交通要道。汉中市地处陕西省西南部，北靠秦岭，南倚米仓山，中为汉江上游谷地平坝，东经105°29′14″—108°16′49″、北纬32°08′52″—33°52′46″之间，辖区面积平方千米，山地占75.2%，丘陵占14.6%，平坝占10.2%。汉中盆地东西长约116千米，是汉江冲积形成的肥沃平原，孕育了灿烂的农耕文明。
夏至西周，汉中市内有褒国，先后属梁州、雍州；春秋战国时为南郑地，分属巴蜀、秦国。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前312）始置汉中郡，正式纳入中原行政区划。东汉初郡治迁南郑，东汉末张鲁割据时改为汉宁郡，推行设立义舍、传播五斗米道等政策；建安年间，曹操、刘备先后占据汉中，仍设汉中郡。三国魏景元四年（263）魏灭蜀，分梁、益二州，梁州治于南郑；南北朝时，汉中先后属刘宋、北魏等政权，内设梁州、兴州、洋州，置70多个侨县，文化多元。
唐代，汉中设梁州总管府，后改兴元府，地位等同长安、洛阳、太原，开帝王年号命府名之先河；宋代属利州路，为区域交通枢纽与经济中心；明清设汉中府、陕安道，仍为陕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996年撤地设市，下辖汉台区、南郑县等11个县（区）。
早期汉中盆地是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土的古蜀遗址陶罐纹饰、青铜符号，见证了古蜀先民在此的活动。古蜀的水利灌溉技术传入汉中，汉中的矿产资源支持古蜀青铜业，两地经济互补、文化交融。作为行政区划，汉中至宋代一直归四川管辖，是古蜀连接中原的北大门：古蜀丝绸、茶叶经汉中运往中原，中原铁器技术、儒家思想由此传入古蜀，金牛道、米仓道等古道上，商队往来，文化互通。
元代，出于政治战略考量，汉中被划出四川——宋末四川凭借大巴山抵御蒙古军，元朝为防止汉中与四川联合，将其划归陕西。尽管行政区划改变，汉中与巴蜀的文化联系从未断裂：汉中方言、风俗与四川高度相似，热面皮、菜豆腐等饮食与川味同源，至今许多汉中人仍自认“四川人”，文化的传承如汉江般绵延不绝。
昭通印记：川滇边界的文化纽带
在云贵高原与四川盆地交界处，昭通市是云南省唯一同时与贵州、四川接壤的地级市，分别与贵州毕节、四川泸州、宜宾、凉山州相邻，下辖昭阳区、鲁甸县等11个县市区。历史上，昭通与巴蜀的渊源可追溯至明清以前。
雍正五年（1727年）前，昭通地区长期属于四川管辖，巴蜀文化在此深深扎根：商贸集市中多操四川方言，茶馆酒肆弥漫川味麻辣，建筑风格兼具川派质朴与灵动。清王朝为加强西南统治，调整滇川黔边界，将昭通府从四川划归云南，行政上的分离却未斩断文化联系。如今，昭通方言仍带浓郁川音，“要得”“巴适”等词汇常见；饮食上对火锅、小面的热爱不输四川，热辣滋味中藏着一脉相承的饮食基因。夜幕下的昭通夜市，仿佛能窥见其作为巴蜀一部分时的热闹景象，文化的印记在岁月中历久弥新。
渝州新章：巴渝文化的时代转折
重庆，这座如今的直辖市，历史上长期是四川行政版图的重要部分。自明清起，重庆便是四川地区的商业交通枢纽，长江与嘉陵江在此交汇，赋予其“黄金水道”优势，巴渝文化与蜀文化在此深度交融：码头文化、袍哥文化与四川市井文化相互辉映，共同构成巴蜀文化画卷。
1997年，重庆、万州、涪陵、黔江地区从四川分离，设立重庆直辖市，开启发展新纪元。尽管行政独立，重庆的文化根基未变：重庆方言与四川方言同属西南官话，交流亲切；重庆火锅、小面与四川美食同根同源，诠释着川渝对麻辣的追求。洪崖洞的夜景与成都锦里的古色古香，同为巴蜀文化在新时代的不同绽放，见证着文化的延续与时代的转折。
古蜀的行政区域变迁，是历史舞台上的宏大叙事。从西康东隅到遵义遗韵，从汉中溯源到昭通印记、渝州新章，那些曾属古蜀的土地，虽历经分合，却将古蜀文化的种子深植于血脉。如今，当我们回望这些行政版图的故事，仿佛触摸到古蜀文明的温度——它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历史深处的大门，让我们在岁月的厚重中，铭记这片土地上文化交融的灿烂过往，见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永恒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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