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边会结束后，李墨飞和刘宇还没来得及离开讲台，就被涌上前的人群团团围住。各种语言、各种口音的英语交织在一起，名片像雪片一样递过来。
“令人惊叹的演示！”一位北欧国家的代表激动地说，“你们是如何解决能源存储问题的？我们的可再生能源比例已经很高，但存储始终是个瓶颈...”
刘宇迅速进入技术专家的角色：“我们采用了混合存储方案——短期用电网级锂电池，中长期用压缩空气储能，季节性储热则利用地下含水层。关键是不同时间尺度的存储需要不同的技术...”
另一边，一位非洲国家的环境部长紧紧握住李墨飞的手：“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我的国家每年都有洪水，但接下来却是长期的干旱。我们需要这种智能的水管理系统。”
李墨飞点头：“我们可以分享设计和规划经验。重要的是根据当地条件进行调整——比如，在贵国可能更需要关注雨水的收集和旱季的利用...”
工作人员好不容易为两人开辟出一条通道，引导他们前往一个较小的会议室，那里已经安排了后续的深度交流环节。然而，这段不足百米的距离，他们走了整整二十分钟，不断被各路代表、记者和观察员拦下提问。
深度交流环节原本预计三十人参加，但实际上涌入了近百人。组织者不得不临时更换到更大的会议室。
会议开始，一位德国工程师首先提问，语气中带着典型的严谨：“你们展示的数据令人印象深刻，但我注意到所有数据都来自系统正常运行时期。请问你们有没有压力测试的结果？比如，如果多个极端事件同时发生——比如极端热浪叠加特大暴雨，系统能否应对？”
刘宇接过话筒：“很好的问题。事实上，去年七月我们就经历了这种情况。”他调出一组新数据，“连续十天超过40度的高温，期间又遭遇了短时强降雨。系统的表现是：能源网络通过需求响应管理削减了15%的峰值负荷；水管理系统成功吸收了85%的暴雨径流，但由于高温蒸发效应，实际压力比预期的小一些。”
他坦诚地补充：“完全同时的极端峰值仍然是一个挑战。我们的系统不是万能的，但它提供了比传统基础设施强大得多的缓冲能力。”
接下来是一位印度学者的提问，关注点更加务实：“这个系统的建设和维护成本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否可行？你们有没有简化版或低成本的方案？”
李墨飞回答：“这是最关键的问题之一。我们正在开发模块化和可扩展的方案体系。”他展示了一系列图表，“从高端全系统到社区级的简易方案都有。例如，在资源有限的地区，可以优先建设分布式雨水收集和利用系统，这比大规模改造排水管网成本低得多，但效果显着。”
他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在北京市的一个老城区，我们仅通过改造屋顶雨水收集系统、建设社区级储水设施和优化绿地设计，就将内涝风险降低了40%，而成本只有全面改造的十分之一。”
一位来自小岛屿国家的年轻女性代表站起来，她的声音轻微但坚定：“海平面上升正在侵蚀我们的国土。你们的系统能否帮助像我们这样的沿海和小岛屿国家？”
李墨飞的表情变得凝重：“这是我们特别关注的领域。我们正在开发适用于沿海城市的‘分层防御’方案——包括生态缓冲带、可淹没但耐盐碱的公共空间、关键基础设施的抬升和防水保护等。”他展示了几张设计草图，“重要的是，这些措施需要与当地社区的传统知识和文化相结合。”
讨论越来越深入，问题也越来越尖锐。一位美国学者质疑道：“你们系统的高度智能化和集中控制是否构成了新的脆弱性？比如网络攻击或系统故障？”
刘宇回答：“系统设计遵循‘适度智能’和‘退化优雅’原则。我们有意识地在某些环节保留了低技术解决方案作为备份。即使中央控制系统完全失效，各个子系统仍然能够独立运行，只是效率会降低。”
交流持续了整整两个小时，远超原定时间。当主持人最终宣布结束时，仍然有许多人围着李墨飞和刘宇不愿离开。
下午，在大会的展览区，中国代表团的展位前排起了长队。许多人专门前来索取更详细的资料，询问合作可能性。
一位拉丁美洲城市的市长带着他的技术团队前来，详细询问了改造过程中的社会影响：“如何获得市民支持？如何处理拆迁和安置问题？如何培训工作人员掌握新技术？”
李墨飞分享了他们的经验：“关键是要让市民从一开始就参与进来，让他们看到切实的好处。我们建立了‘社区气候大使’网络，培训普通市民成为项目的宣传者和维护者。对于拆迁安置，我们坚持‘先安置后改造’的原则...”
另一边，刘宇被一群工程师围住，详细讨论技术细节。他对各种问题对答如流，偶尔还会在白板上画示意图解释某个技术要点。
“你们如何解决不同系统之间的兼容性问题？” “采用开放式标准接口和模块化设计，允许不同厂商的设备接入...” “系统的维护成本高吗？”“比传统系统高15%，但因为故障率和损失大大降低，总体成本效益更好...”
傍晚，大会组织了一场招待会。李墨飞和刘宇原本计划稍作休息，但很快又被各国代表围住。
在轻松的氛围中，交流变得更加深入和坦诚。一位欧洲国家的能源部长坦言：“我们的能源转型遇到了政治阻力，特别是来自传统能源行业的反对。你们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李墨飞分享了他的经验：“我们不强调‘淘汰’，而是强调‘转型’和‘升级’。我们帮助传统能源企业转向新能源领域，培训工人掌握新技能。最重要的是，我们让各方看到经济机会——新能源创造了更多就业岗位，提高了能源安全。”
一位非洲国家的代表询问融资模式：“如此大规模的投资，资金从哪里来？完全依靠政府拨款吗？”
“我们采用了混合融资模式。”李墨飞解释，“政府提供启动资金和政策支持，吸引私营部门投资，同时发行绿色债券。关键是设计合理的回报机制，让投资者看到长期收益。”
招待会结束后，李墨飞和刘宇回到酒店，声音已经沙哑，但精神依然亢奋。他们在李墨飞的房间里复盘一天的交流。
“没想到会有这么多具体的问题。”刘宇感慨道，“几乎每个细节都有人深入询问。”
李墨飞点头：“这说明大家不是简单地表示赞赏，而是真正在考虑如何应用这些理念。这是最好的反馈。”
他们注意到，不同地区的关注点有所不同：发达国家更关心技术细节和系统可靠性；发展中国家更关心成本和适用性；小岛屿国家则特别关注海平面上升的应对措施。
“我们需要针对不同需求，准备不同的资料包。”李墨飞思考着，“甚至可能需要在不同地区设立示范项目，因为当地条件差异太大。”
刘宇提议：“或许可以建立一个国际知识共享平台，让各个城市能够分享自己的经验和解决方案。”
“很好的想法。”李墨飞赞同道，“明天我可以在这个方向上提出倡议。”
就在他们讨论时，房间电话响起。前台说有一位客人想见他们，但没有预约。感到好奇，他们同意接待。
来者是一位中年男子，自我介绍是某国际环保组织的首席科学家。他的表情严肃：“首先，我要称赞你们的工作非常出色。但是，”他话锋一转，“我担心这样一个高技术、高成本的方案可能会加剧全球不平等。富裕国家和城市能够负担得起这种‘免疫系统’，而贫困地区则被抛在后面。你们如何看待这个批评？”
李墨飞沉思片刻，认真回答：“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我们必须避免气候适应方面的鸿沟。我们的策略是：一方面开发不同成本和规模的解决方案，确保有适用于资源有限地区的选择；另一方面推动国际技术和资金支持，帮助贫困地区获得必要资源。”
他补充道：“事实上，最需要气候适应措施的地方往往是那些最脆弱、最缺乏资源的社区。忽视这个问题不仅在道德上说不过去，在实践上也是短视的——气候危机是全球性的，没有一个地方能够独善其身。”
来访者的表情缓和了一些：“很高兴你们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愿意与你们合作，确保这项技术能够惠及最需要的社区。”
送走来访者后，李墨飞和刘宇相视无言。这个批评触动了他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他说得对。”刘宇最终开口，“我们不能创造一个只有富裕城市才能享受的气候免疫未来。”
李墨飞走到窗前，望着远处黑暗中的红海：“这意味着我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技术创新是相对容易的部分，确保公平和包容的应用才是真正的挑战。”
第二天上午，在一场关于气候公平的边会上，李墨飞主动提到了这个问题：“昨天有人提醒我们，先进的气候适应技术可能加剧全球不平等。这个批评非常中肯。我们必须共同努力，确保气候解决方案的普惠性...”
他的发言引起了热烈反响。许多发展中国家代表表示赞赏这种坦诚和反思的态度。
会议间隙，一位来自孟加拉国的年轻科学家找到李墨飞：“感谢您提到公平问题。有时候我们感觉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发达国家更关心的是保护自己的现状，而不是真正的全球解决方案。”
李墨飞回答：“气候变化是对人类的共同挑战，只有团结合作才能应对。中国的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走出一条创新之路。你们需要的不是照搬我们的方案，而是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
随着大会的进行，“北京样本”成为了一个频繁被提及的案例。有时是作为灵感来源，有时是作为讨论的起点，有时甚至是作为批评的对象。
但李墨飞和刘宇欢迎所有这些关注和讨论。他们知道，真正的进步来自于思想的碰撞和经验的分享，而不是简单地推广一个“标准答案”。
一天晚上，在返回酒店的车上，刘宇突然说：“你知道吗，我最感到欣慰的不是赞美，而是那些尖锐的问题。它们说明人们真正在思考如何应用这些理念，而不只是礼貌性地表示欣赏。”
李墨飞点头：“这意味着种子已经播下。现在，我们需要帮助它在不同的土壤中生根发芽。”
窗外，沙姆沙伊赫的灯火在沙漠的夜空中闪烁，宛如希望的星辰。在这个被气候危机阴影笼罩的时代，这种基于实践和合作的希望，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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