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刘备任命为徐州别驾，这份信任沉甸甸地压在我的肩头。
我深知，这不仅仅是一个官职，更是一份责任。
刘备将徐州托付于我（至少在口头上是如此），我便不能仅仅满足于做一个摇唇鼓舌、指点江山的幕僚，我必须真正地了解这片土地，了解它的疾苦，了解它面临的真实困境，才能对症下药，提出真正行之有效的方略。
因此，在初步安顿好典籍，并与糜竺公达成初步合作意向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深入徐州各地，进行实地调研。
我没有待在相对安稳的下邳城中，享受着别驾官邸那（或许并不存在的）舒适。而是向刘备请命，以“巡视州郡，体察民情，考核吏治”为名，带着石秀和几名精干的玄镜台成员（他们扮作我的亲随护卫），开始了为期数周的、几乎跑遍了徐州主要郡县的巡查之旅。
一路行来，所见所闻，触目惊心，远比我之前通过情报了解到的更加严峻和令人心痛。
首先，是土地的大面积荒芜和人口的急剧流失。
我们走在曾经富庶的徐州平原上，但视线所及，大片的良田并非麦浪滚滚，而是长满了半人高的荒草。许多田埂早已坍塌，沟渠也淤塞不通。偶尔能看到一些农人在田间劳作，但他们大多面黄肌瘦，眼神麻木，使用的农具也极其简陋破旧，耕作效率低下。
更多的时候，是大片大片的土地，如同被遗弃的伤疤，沉寂地裸露在风中。沿途经过的村庄，更是十室九空。许多村落只剩下几户老弱病残留守，年轻人要么死于战乱，要么早已逃亡他乡。
有些村子，甚至连一个人影都看不到，只有倒塌的房屋和被野草覆盖的废墟，在无声地诉说着曾经的灾难。我询问当地的里正（如果还能找到的话）或老者，他们告诉我，自从曹操那次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之后，再加上之前的黄巾之乱和后续的兵匪袭扰，徐州的人口至少锐减了四到五成！
许多地方，甚至出现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
其次，是地方府库的空虚和吏治的废弛。
每到一处郡县，我都会以别驾的身份，前往府库进行查验。结果往往令我心头发凉。
账面上的数字或许还算过得去，但实际打开库房一看，粮仓大多是空的，或者只存着一些早已霉变、无法食用的陈粮。
钱库里更是只有寥寥无几的劣质小钱（董卓时期和各路军阀滥发的货币），根本无法支撑正常的财政运转。
而负责管理这些事务的地方官吏，也大多是些尸位素餐之辈。要么是陶谦在位时任用的庸碌无能之辈，要么是趁着权力真空期钻营上位的投机分子。
他们对政务敷衍了事，对百姓疾苦漠不关心，甚至有人还在暗中勾结地方豪强，侵吞田亩，中饱私囊。
整个徐州的行政体系，如同一个年久失修的机器，运转迟缓，锈迹斑斑，效率极其低下。
最后，是潜藏在表面平静之下的暗流与隐患。
虽然刘备入主徐州，暂时稳定了局面，但各种矛盾和隐患并未消除。
本土士族与外来集团的隔阂：
以陈氏为代表的本土士族虽然暂时支持刘备，但他们与刘备这些“外来者”之间，显然存在着隔阂和不信任。他们牢牢把持着地方上的实际权力，对刘备的政令未必会完全遵从。
残余势力的窥视：
陶谦的旧部虽然失势，但未必甘心；被曹操屠戮过的百姓，对所有外来军队（包括刘备的）都可能心存恐惧和疑虑；更不用说还有曹操、袁术等外部强敌虎视眈眈。
民心尚未完全归附：
刘备虽然有“仁义”之名，但对于饱受苦难的徐州百姓来说，他们更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土地、粮食和安定的生活。如果刘备不能尽快解决这些问题，那所谓的“仁义”最终也可能变成空中楼阁。
这次深入的调研，让我对徐州的真实困境，有了一个全面而残酷的认识。
这里并非乐土，而是一个百废待兴、内外交困、矛盾重重的烂摊子！
刘备集团面临的挑战，远比表面看起来要严峻得多！
同时，我也运用我的算学能力，结合沿途收集到的（极其不完整和不准确的）户籍、田亩、赋税等零散数据，进行了一番大胆的推算和评估。
结果更加令人心惊：
徐州实际可耕种的土地利用率，恐怕真的不足三成！可动员的青壮劳力严重不足！而府库的实际存粮，若再不想办法，恐怕连支撑军队和官府度过这个冬天都困难！
不破不立，但也必须先有“立”的基础！
而这个基础，就是粮食！
就是人口！
就是最基本的生产秩序！
回到下邳（或小沛）的府邸，我将这些触目惊心的见闻和冰冷残酷的数据，整理成了一份详细的报告。
看着报告上那些令人绝望的文字和数字，我的心中，那个早已成型的念头，变得无比清晰和坚定
——必须立刻推行屯田！
而且是军屯、民屯双管齐下的大规模屯田！
唯有如此，才能让荒地复垦，流民归附，粮草自足，人心安定！
唯有如此，才能为徐州、为刘备、也为我自己，博得一线生机，奠定立足之本！
我知道，这个决策必然会触动无数人的利益，招致巨大的阻力。
但这，已经是解决徐州当前困境的、唯一也是最根本的办法！
我铺开竹简，开始奋笔疾书，将我的《徐州屯田策》，一字一句地，清晰地勾勒出来。
这将是我向刘备、向整个徐州，发出的第一声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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