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之前所推行的那些新法一样，作为本身就极具争议的法令，市易法一出台就不出意外地被保守派所指责和诟病。不同之处在于，此时的朝廷内部再无哪个言官敢站出来声讨新法，因为有种敢站出来的人都被外贬了，如今的这帮言官要么是新法派，要么是在变法一事上不表立场的沉默派。
如此局面之下，身为大宋枢密使的文彦博感到很是头疼，之前他还可以让手下的小弟充当马前卒，他自己则在幕后掌控全局，可如今他的小弟纷纷倒下以至于都没人敢再去做炮灰，已经快到古稀之年的他最后被迫只能亲自卷起袖子充当先锋。
我们这里有必要再次重申一个观点，新法派的人未必都是所谓的忠臣，保守派的人也未必都是所谓的奸臣，大家不过是所处的立场和角度不同而已。比如说新法，你能说这其中的哪一项是绝对的好吗？又能说哪一项是绝对的一无是处吗？但如果你要说它们是有百利而无一害，那么你的脑子定然是充血了，或者是坏掉了。同理，如果你把它贬得一无是处，那么你的脑子也是充血了，而且你的良知可能也出了点问题。
文彦博这次站出来公开反对市易法找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和理由，因为就在这年的九月，华山突然发生了山崩并导致大量周边地区的民众因此而受灾。于是，文彦博就对赵顼说了一句在如今看来很荒谬但在当时却很有震撼力的话：“陛下，你知道华山为什么会崩吗？因为市易法与小民争利，市易司作为朝廷职能部门竟然雇人贩卖水果，这让下面的小贩们都没法活了，所以这才导致上天震怒，这次的华山发生山崩就是上天在向我们示警啊！”
结果，文彦博说完这话，赵顼转过头就把话原样转述给了王安石。正所谓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赵顼已经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了，当然他也没少把王安石的话转述给文彦博和冯京。很显然，这位年轻的帝王并未发觉自己这样做有何不妥。
王安石对于文彦博的这番话至少在表面上没有显现出什么不快，他只是简单回了句：“华州山崩，臣不知天意为何，若有意必为小人发，不为君子。”
这话说得很婉转，但可想而知包括王安石在内的变法派对于文彦博借山崩之事攻击新法明显是心怀怨愤的：唐垧那笔账我们这边还没跟你文彦博清算，你现在竟然又来主动惹事，看来我们这边是得给你们一点颜色瞧瞧才行。
正所谓出师必有名，变法派想要给保守派一点颜色瞧瞧也得是这么个理。一个月后，一件看似不起眼的事正好给了变法派向保守派发起反击的机会。
故事说到这里我们得先来说一个人，此人便是未来的大宋宰相张商英。
张商英（公元1043—公元1121年），字天觉，成都府新津县人。此人二十二岁考中进士，而且还是个超级大帅哥，史称其“长身伟然，姿采如峙玉，负气俶傥，豪视一世”。不过，他中进士的时候排名应该比较靠后，因为他当时得到的官职不过就是一个通川县（今四川达州）主簿，但金子放在那里都会发光。张商英因为成功地劝降了在当地为乱的蛮族首领而被升任为南川（今重庆南川区）知县，更大幸运也由此而降临，而这份幸运则是来自于大宋的另一位未来的宰相、与张商英同样帅气逼人且恃才傲物的章惇。
由于夔州路和荆湖北路境内的蛮族在熙宁年间再又开始频繁为乱，作为变法派里的少壮派人物，章惇在一年前的公元1071年便被王安石派去总揽当地的平乱事宜。对于生性狂妄自大的章惇而言，小小的蛮族叛乱对他来说根本就不叫事，可让他感到疑惑的是当地的官府以及朝廷此前派去的平乱大军居然连这么点小事都搞不定。于是乎，新官上任的章惇到任之后所干的第一件事不是剿灭乱匪，而是把前方负责平乱的文武官员们集中到一起给挨个批了个狗血淋头。
面对空降而来的这位如此嚣张跋扈且总是以言语轻侮自己的狂生，当地的这些官员们是敢怒不敢言，毕竟这是朝廷派来的领导，可他们为了出口恶气还是决定找个人来好好杀一杀章惇的威风，此人正是与章惇完全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张商英。
某天，章惇正在夔州的官署里准备用餐，这时候他突然老毛病发作便问身边的小吏：“你们夔州这个地方真的是不行啊，我来这么久却没见一个人可堪才用，难道你们这里真的就没有个像样的人才吗？”
人才？当然有！张商英这会已经被召唤到了夔州，就等着哪天找个合适的机会来收拾一下章惇。只见一个小吏立马向章惇回道：“有啊！在我们这里有一个叫张商英的人肯定会让大人喜欢！”
章惇立马两眼放光，大喜道：“那赶快去叫他过来，正好一起吃顿饭！”
张商英这会儿二十八岁，章惇则是三十六岁，两人都正值风华正茂的年纪，但相比起来张商英却比章惇更有傲气（年轻人毕竟要更加不知天高地厚一些）。为了给章惇制造一点神秘感，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恶搞欲望，张商英这天特意穿了一身道袍去见了章惇，其目的就是为了要跟这位传说中自视甚高且极具辩才的章惇大人在嘴上论个高下。
一番客气和寒暄之后，二人很快就进入了正题开始在嘴上你来我往一顿猛烈厮杀，最后的结果竟然是章惇败了。大惊之余，章惇忽然哈哈大笑并对张商英以上宾之礼待之。很快，章惇便一纸文书将张商英举荐给了王安石，张商英也随即被召入京城与王安石当面相叙。由此，张商英便在王安石的举荐之下成了中书省的一名官员——检正中书礼房公事。不久之后，年仅二十九岁的张商英便在这年的公元1072年成为了一名御史——权监察御史里行。对了，唐垧在垂拱殿强势雄起的那天也曾点了张商英的大名，他斥责张商英名为御史实为王安石的鹰犬。
介绍完张商英，我们再来说变法派和保守派之间的这次争斗。
话说这年十月在博州有一个叫李则的小军官因为贪赃犯事而被当地官府判处斩刑，审刑院和大理寺在复核此案后都觉得这个判决没有问题，可刑部的官员却认为此案判得过重，他们认为李则不应该被杀头，顶多是流放。由于李则是军人，所以这起案件最后交由枢密院裁处。
请注意，重点来了。枢密院这边负责审核此案的是枢密院检详官刘奉世，而他与判处李则斩刑的那位博州官员是亲戚，如果此案最终认定是误判，那么刘奉世的那位亲戚就得被追责。所以，刘奉世直接站出来说此案博州方面的判决没有问题，李则就是应该被处死。
由于此案有争议且涉嫌官员误判命案，所以御史台方面就介入了此案的调查。御史台最后的认定结果就是博州的那位断案官员应该以误判之罪被追责，而枢密院方面也要为此而承担责任。也就是说，御史台还要因此而追究刘奉世的责任。得知此事后，张商英大喜，他主动把追责这活儿给揽到了自己的身上。
刘奉世当然不会就此俯首认罪，他反而上奏说张商英是在乱来，李则就是应该被处死，博州方面的判决也是没有问题的。这还不算什么，刘奉世转而又把矛头指向了张商英，他说张商英竟然为一个死刑犯脱罪，所以朝廷应该将其治罪。
面对双方的相互指责，赵顼最后也拿不定主意，他下诏将此案交由纠察刑狱劾治。张商英由此而大怒，一来他认为枢密院这是在草菅人命，二来他觉得刘奉世的背后可能有文彦博在作怪，他身为御史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可刘奉世竟然因此而建议赵顼治他的罪。再又联想到唐垧的发狂之举以及文彦博借山崩之事攻击新法，本就生性嫉恶如仇且天不怕地不怕的张商英决定这一次要趁机新账旧账一起算，他不但要为自己出气，更要为变法派出口恶气。
于是乎，张商英一纸奏疏呈上：“陛下，我可是御史，是你的耳目之臣，可如今枢密院竟然因为我指控他们错判命案而要求你治我的罪，这显然是某些大臣在故意挟私报复。你知道如今的枢密院都是些什么人吗？这个刘奉世就不用说了，枢密院里还有一个叫任远的官，臣已查清此人前后总计干了十几件不法之事，可因为任远在枢密院里有后台，所以枢密院方面对此一直都在包庇纵容且不管不问。想当年姚崇只是因为庇护手下的一名小官就被罢免了宰相，枢密院里的几位长官难道不应该有人为此事而负责吗？臣在这里恳请陛下彻查李则一案，同时也请陛下将任远所犯之事交由开封府彻查。如果结果证实臣所言不实，那么到时候请陛下斩下我的头颅！ ”
注意看张商英的这份奏疏里所提到的几个要点：一、枢密院有大臣想整他。二、任远犯事却不被惩处应该有枢密院的高官为此而负责。三、他以性命担保自己所奏非虚。最关键的一个地方在于，张商英提到了姚崇罢相，他在这份奏疏里一次也没有提到文彦博的名字，可字里行间他的矛头全都在指向文彦博。
这份奏疏一出，文彦博立马“投降”，他和两位枢密副使吴充和蔡挺一起上表求罢并同时请求赵顼彻查任远一案，而他们在案件的审理结果出来之前将居家待罪。同时，文彦博还命人将枢密院的所有大小章印都交到中书省去。这意思就是，我们枢密院现在已经没有主事的人，军国大事从此以后就全部交由中书省处理。换言之，坊间都在传言，这次张商英向枢密院开炮是受了中书省的指使，是王安石想军政大权一把独揽，那么我们现在就如你王安石所愿，今后枢密院就并入你们中书省了，你王安石自己一个人玩去吧！
文彦博看似在服软，但实际上却是在以退为进。枢密院的三位长官集体请辞，这是认罪还是威胁？此外，你将枢密院的印章全部交给中书省，请问你有什么权力这么做？你请示皇帝了吗？可是，文彦博作为一个朝廷老臣，他丝毫不觉得自己这样做有什么不当，反而是理直气壮。如此，这算不算是他在倚老卖老呢？又像不像大胆包天的权臣在要挟年轻的帝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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