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里，皇宫西翼，首相办公室，1924年3月30日。
午后的阳光透过雕花玻璃窗，在铺着深红色天鹅绒地毯的地面投下斑斓的光影，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曼萨尼亚雪莉酒香与刚出炉的吉事果（churros）的甜腻气息。首相办公室的墙上悬挂着查理五世与腓力二世的戎装肖像，壁炉里燃烧着安达卢西亚橄榄木，火焰将室内的青铜烛台与银质茶具镀上一层温暖的金辉。首相米格尔·普里莫·德·里维拉（miguel primo de Rivera）身着深蓝色元帅制服，胸前挂满勋章，正站在巨大的地球仪前，手指轻轻划过北大西洋与太平洋之间的航线。这位军人出身的独裁者，此刻正主持一场关乎西班牙与远东关系的特殊会议。
围坐在乌木会议桌旁的，是西班牙权力核心的要员：外交大臣圣地亚哥·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侯爵（marqués Santiago álvarez de toledo）、财政与商务大臣胡安·文图拉·普拉多斯（Juan Ventura prados）、殖民事务大臣安东尼奥·洛佩斯·德·阿亚拉（Antonio Lopez de Ayala）、教育部长何塞·伊格纳西奥·德·阿斯卡拉特（José Ignacio de Azcárate）、工业与矿业大臣拉斐尔·贝尼托·德·拉·维加（Rafael benito de la Vega），以及西班牙驻联合帝国帝都大使塞瓦斯蒂安·德·埃斯拉瓦·伊·埃尔南德斯伯爵（conde Sebastián de Esparza y hernández）。
“先生们，”普里莫·德·里维拉转过身，声音洪亮如军号，带着安达卢西亚口音的热情与果断，“今天召集大家，是为了讨论一个遥远却又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国家——联合帝国。他们的新任驻马德里大使孙近海，上周向我国外交部递交了国书。这位南洋党人，驻帝都多年，据说与南洋党党首杨康（新加坡总部）关系密切。而我们与联合帝国的‘历史恩怨’，早在十七世纪中叶就已了结，如今是时候重新审视这段关系了。”
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侯爵放下手中的镀金望远镜，推了推夹鼻眼镜：“首相先生，您的判断十分准确。联合帝国与我国并无直接的领土争端或现实利益冲突。历史上的‘菲律宾问题’，发生在1640年代，当时西班牙深陷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与尼德兰叛乱的双重泥潭，国力衰退，东方人（指当时的明清联合帝国）趁机夺取了吕宋岛及周边岛屿。但那已是两百八十年前的往事，西班牙早已接受了这一既成事实。正如我们接受了直布罗陀被英国占据、北非部分领土被法国蚕食的现实——丢地并非一日之事，遗忘与和解才是常态。”
“遗忘与和解？”财政与商务大臣普拉多斯捻着修剪整齐的胡须，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泛黄的贸易统计报表，“侯爵大人所言极是。数据显示，过去五年，我国与联合帝国的贸易额增长了百分之二百七十，达到每年八千万华夏元的规模。我们的柑橘、橄榄油、葡萄酒通过他们的帝国远洋公司（1757年建立，全球船舶垄断）运往南洋联邦（首府雅加达）和日本自治领（首府东京），换取他们的华鼎公司（纺织垄断，1817年建立）的棉布、永恒集团（交通垄断，1848年建立）的铁路零件，以及来福公司（餐饮垄断，1844年建立）的速溶咖啡技术。这种互补性贸易，远比纠结于三百年前的失地更有意义。”
殖民事务大臣洛佩斯·德·阿亚拉翻开一本殖民地的经济年鉴，纸张边缘沾着可可粉的痕迹：“首相先生，更重要的是，联合帝国的海外地方机构中，菲律宾自治领（首府马尼拉）的总理是曼努埃尔·路易斯·奎松（manuel Luis quezon），一位当地族裔政治家。他领导的政府在教育、基建方面推行‘去殖民化’改革，积极吸引外资。我们的塞维利亚银行已在马尼拉开设分行，向当地糖业公司提供贷款。如果我们能与联合帝国保持良好关系，就能进一步扩大在菲律宾的投资，甚至参与他们连接内东北行省（首府大连）与琉球行省的跨海铁路项目——那可是个价值数亿华夏元的大工程！”
教育部长阿斯卡拉特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的目光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芒：“从文化角度看，联合帝国的教育体系与我们的古典人文主义有共通之处。他们的中央帝国大学（1662年建立，总部帝都）和启元大学（1665年建立，总部魔都）虽位列世界前五，但其教育理念强调实用主义与科学精神，与我们的萨拉曼卡大学传统形成有趣互补。我们是否可以推动两国高校间的交换项目？比如派遣我们的古典文学教授去启元大学讲授塞万提斯，同时邀请他们的工科学生来马德里理工大学学习？”
工业与矿业大臣德拉·维加冷哼一声，他的手指敲击着桌面上的矿石标本：“阿斯卡拉特部长的想法很美好，但别忘了现实。联合帝国的金刚集团（1838年建立，全球钢铁垄断）与美国的钢铁公司在生意上是死对头，而我们的巴斯克钢铁厂正需要从金刚集团进口特种钢材。此外，他们的荣耀集团（科技垄断，1798年建立）在无线电通讯领域的专利，让我们的电话公司吃了不少苦头。如果我们不能在技术上保持跟进，所谓的‘文化交流’只会沦为单向度的知识输出。”
驻联合帝国帝都大使埃斯拉瓦伯爵清了清嗓子，他从随身携带的皮质公文包里取出一本厚厚的观察笔记，封面上烫金的“远东札记”字样在火光下闪烁：“首相先生，各位阁员，我在帝都的八年任期，让我深刻体会到联合帝国内部的复杂性。他们的首相张凌云（北方党党首）虽年仅二十八岁，却凭借铁腕手段整合了北方党、南方党、南洋党等多方势力。新任驻马德里大使孙近海，作为南洋党人，其主要任务是维护南洋联邦（首府雅加达）的橡胶与石油利益，而非代表张凌云的个人意志。这意味着，我们与孙近海的互动，可以直接触及南洋党的核心诉求，而不必担心触怒北方的强硬派。”
“南洋党的核心诉求？”普里莫·德·里维拉敏锐地捕捉到关键词，他走到壁炉旁，拿起一根雪茄剪，动作熟练地修剪着雪茄，“说下去。”
埃斯拉瓦伯爵翻开笔记，指着其中一页：“南洋党党首杨康，副党首高震岳，代表南洋资本利益。他们的痛点是：第一，英国的巴西橡胶公司（1855年建立）在马来亚联邦（首府吉隆坡）的垄断地位，挤压了南洋联邦橡胶的出口价格；第二，法国在法属印度（狭小商站）的关税壁垒，阻碍了南洋联邦的纺织品进入南亚市场；第三，美国的标准石油公司对南洋联邦石油资源的觊觎。而联合帝国的东方橡胶公司（1854年建立）虽为全球垄断，但与英国巴西橡胶公司是死对头，这为我们提供了绝佳的突破口！”
“突破口？”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侯爵眼前一亮，“您的意思是……”
“分化与结盟！”埃斯拉瓦伯爵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可以公开表示支持联合帝国在‘维护南洋橡胶定价权’上的立场，谴责英国巴西橡胶公司的倾销行为。同时，通过我们的驻伦敦大使，向英国政府暗示：若英国继续打压南洋联邦橡胶，西班牙将考虑增加对联合帝国食品的采购量（金龙集团，1848年建立），进一步恶化英国的食品供应紧张。当然，这一切都要做得‘自然而然’，避免让英国察觉我们的‘阴谋’。”
普拉多斯大臣立刻响应：“这个主意妙极了！我们的柑橘产量今年丰收，正好可以向金龙集团大量供应，换取他们的华夏元，再用华夏元购买南洋联邦的廉价橡胶。这样一来，我们既赚了差价，又削弱了英国的经济实力，还能讨好联合帝国的南洋党——一举三得！”
洛佩斯·德·阿亚拉补充殖民事务角度：“在菲律宾自治领，我们可以鼓励当地的天主教团体与联合帝国的教育和文化大臣汪正义（南方党人）控制的昭武公司（媒体，1768年建立）合作，拍摄反映‘天主教在东南亚的传播史’纪录片。这既能彰显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又能为菲律宾的旅游业造势，吸引联合帝国的游客。”
阿斯卡拉特部长则从教育入手：“我们可以提议在马尼拉设立‘塞万提斯学院分院’，由西班牙政府出资，联合帝国提供场地。表面上是为了推广西班牙语，实则是为了培养亲西的当地知识分子，为未来可能的政治合作埋下伏笔。”
德拉·维加大臣仍保持谨慎：“但我们必须警惕联合帝国的‘反制’。他们的军情局局长朱世豪（明朝皇室，朱锦华亲弟）情报网遍布全球，若发现我们的‘小动作’，可能会通过南洋党向杨康施压，进而影响孙近海大使的决策。因此，所有行动必须‘去中心化’，通过民间商会、学术机构等非官方渠道进行。”
普里莫·德·里维拉将雪茄点燃，深深吸了一口，缓缓吐出烟雾，烟雾在阳光中形成朦胧的图腾。他走到地球仪前，手指依次点过马德里、帝都、马尼拉、雅加达：“先生们，西班牙在近代史上失去了太多，但我们从未失去智慧与韧性。与联合帝国的关系，不应被三百年前的阴影束缚。我们的策略应该是‘历史和解为表，现实利益为里，经济合作为先，文化渗透为辅’！”
他转身，目光扫过每一位与会者，语气愈发坚定：
“第一，外交表态：超越历史，面向未来。由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侯爵负责，起草一份致联合帝国首相张凌云的正式照会，明确表示‘西班牙承认联合帝国在远东的历史贡献与现实地位，愿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同时，邀请孙近海大使携夫人访问马德里，安排他参观普拉多博物馆与塞戈维亚输水道，展示西班牙的文化底蕴与工程智慧。”
“第二，经济合作：精准对接，互利共赢。普拉多斯大臣与德拉·维加大臣联手，立即启动‘东方水果换橡胶计划’：第一，扩大对金龙集团的柑橘、柠檬出口，争取以低于市场价百分之十的价格锁定长期供货合同；第二，通过塞维利亚银行向菲律宾糖业公司提供低息贷款，换取其蔗糖优先供应权；第三，与南洋联邦总理苏加诺（印尼裔）秘密接触，探讨共同开发加里曼丹岛的石油资源，利益均分。”
“第三，文化渗透：润物无声，潜移默化。阿斯卡拉特部长负责，推动‘塞万提斯学院’项目，首批派遣五名西班牙语教授与三名艺术史学者赴马尼拉；同时，资助联合帝国的启元大学（1665年建立，总部魔都）成立‘西班牙黄金时代文学研究中心’，由我们的皇家学院提供全套文献资料。”
“第四，政治投机：借力打力，左右逢源。埃斯拉瓦伯爵的任务最为关键。你要通过私人沙龙、狩猎聚会等非正式场合，向孙近海大使传递以下信息：西班牙理解南洋党在对抗英国经济霸权上的困境，愿意在国际场合为他们发声；同时，暗示我们与法国在法属印度问题上的‘分歧’，可成为联合帝国牵制法国的筹码。但切记，绝不直接卷入他们的内部党争！”
“第五，风险管控：低调行事，分散风险。所有合作项目必须以私人企业或民间组织的名义进行，避免政府直接出面。拉·维加大臣负责建立‘远东事务风险评估小组’，每周向我提交联合帝国七支主力舰队（特别是南洋舰队，总部榕城）的动向分析报告，确保我们的商船与投资项目安全。”
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侯爵迅速记录，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首相先生，这份策略既务实又富有远见。我唯一担心的是，英国可能会将我们的‘水果换橡胶’计划解读为‘经济侵略’，进而在英属亚丁湾（首府马斯喀特）对我们施压。”
普里莫·德·里维拉冷笑一声，将雪茄烟灰弹入青铜烟灰缸：“那就让他们施压好了。我们的地中海舰队足以保护直布罗陀海峡的航线，而联合帝国的印度洋舰队（总部毛淡棉）也需要我们的‘中立’姿态来平衡英国的影响力。记住，在这个脆弱的多极世界里，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会议结束时，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户，将首相办公室染成一片温暖的橘红色。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自站在地球仪前，手指轻轻抚过联合帝国的蓝底白星旗。他知道，与这个东方强权的博弈，无需硝烟，只需智慧与耐心。三百年前的失地已成历史，而未来的机遇，正握在西班牙人自己的手中。窗外，马德里的街头传来弗拉明戈吉他的旋律，悠扬而热烈，仿佛在为这个古老国家的又一次外交突围奏响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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