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8年的冬天，亚热带的干季来临，十万大山深处，几个穿越而来的大专生正怀着满腔热情捣鼓着烧制、干馏各种矿石，制作各种器械。
他们无力关心这个世界，他们只想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力量发现到他们之前，他们能造出几门土炮，保住自己生命安全，保住自己不会成为大清帝国权贵眼里的大熊猫。
他们也从未想过用穿越过来的资源和大专生学的那些三脚猫的知识提前让中国进入工业革命时代。
此时世界的发展还没有被这几个穿越而来，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所干扰，依然按照历史轨迹在前进。
中英两国几乎同时在15、16世纪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明朝中后期，苏州，松江等地有许多以纺织为业的机户，拥有大量资金和几台至几十台织机，开设机房，雇佣几个至几十个工人，进行生产，称之为“机户出资，机工出力”。
而在英国，从15世纪中期，英国毛纺织业出现了分散的手工工场，到16世纪中期，英国毛纺织品已经占商品出口总量的90%左右。
为什么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成功了，中国却失败了呢？
其实不难发现，两国的资产阶级力量在这一时期都是比较孱弱的，但是英国的资产阶级得到了君主的直接支持。
而明朝就不同了，封建地主势力和儒家传统思想，恰恰符合君主专制的需要，这就悲催了，明朝的资产阶级力量还没发展，就平白地比英国的资产阶级多了两个强敌。
这也就注定了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的夭折，也导致近代中国的落后。
18世纪60年代起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大机器工业逐渐代替了工场手工业。
英国工业的发展，工业产量急剧上升，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努力寻找新的资源及产品生存空间，加紧了征服殖民地的活动。
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具有巨大扩张价值，但工业体系与国防体系相当落后的国家，自然成为殖民主义者侵略扩张选择的最佳对象。
中国出产的茶叶、丝绸、瓷器等奢侈品在欧洲市场十分受欢迎，英国人希望中国能开放贸易。
英国出口的羊毛、呢绒等工业制品在中国却不受青睐，清政府拒绝与英国进行贸易，这使中英贸易为英国带来庞大的贸易逆差。
英国在18世纪开始实行金本位货币政策，而清廷则以银作为货币，由于与中国的所有贸易需以银两折算，令英国需要从欧洲大陆购入白银作贸易用途，金银一买一卖，令英国人利润受损。
税率方面，中国对英国的进口货需要抽百分之二十的高税率，也使英国大为不满。
19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对英贸易每年仍保持顺差二三百万两白银的地位。
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贸易局面，英国资产阶级采取外交途径强力交涉，未能达到目的，就采取了卑劣的手段，靠“毁灭人种”的方法，向中国大量走私特殊商品——鸦片，以满足他们追逐利润的无限欲望。
鸦片贸易给英国资产阶级、英国政府、东印度公司和鸦片贩子带来了惊人的暴利。打破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长期优势，使中国由二百多年来的顺差国变成逆差国。
“鸦烟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鸦片大量输入，使中国每年白银外流达600万两，中国国内发生严重的银荒，造成银贵钱贱，财政枯竭，国库空虚。
烟毒泛滥不仅给中国人在精神上、肉体上带来损害，同时也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尤其造成东南沿海地区的工商业萧条和衰落。
在朝野的呼吁下，清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1821-1834年颁布禁令八次；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目睹社会危机，也要求改革弊政，在中国严禁鸦片。
1838年12月，道光皇帝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派往广东禁烟。
此时的广东作为中国的南大门，是西方从海上乘船而来的殖民主义者争夺贸易市场的前沿阵地，因为十三行制度，广州经济相对繁荣，尤其是对外贸易方面。
此时的广东已经成为全国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但这种人口增长也是在珠江口流域和广东东部，而位于广东西部的廉州府、钦州府却因为“迁海”令的实施尚未恢复元气。
顺治十六年（1659年），廉州府“诏捕赋，诏民开垦，再申洋禁”。并且立界设防，海船尽行烧毁，寸板不许下海。
据清《经世文编》记载，凡私自出海者，一律处斩，船货没收。凡不执行海禁命令的军政官员，革职严办；保甲人员处以斩刑。
康熙元年（1662年），盘踞“台湾”的荷兰总督签了投降书，郑成功全面收复台湾，“聚岛欢庆”。消息传来，清廷再次颁布“迁海”的命令强迫沿海百姓，“徙内地五十里，设排栅，严出入，以杜接济台湾之患”。
所谓“迁海”，就是强迫当地沿海居民一律内迁。廉州、钦州官府把沿海的村庄、城郭、庐舍，一律拆毁，制造沿海五十里内无人区。
所谓“设排栅”，就是设集中营式的营寨，将沿海居民赶入其中居住，不准自由出入。圣旨还谕令出界者“立斩不赦”。
而迁界时限仅有3天，必须“尽夷其地，空其人”，不愿迁者，一律砍掉脑袋。钦廉大地顷刻亡者载道，哀鸿遍野，一片凄风苦雨。
迁海造成“八郡之民，死者又以数十万计。民既尽迁，于是毁屋庐以作长城，掘坟茔而为深壑。五里一墩，十里一台。东起大虎门，西迄防城，地方二千余里以为大界。民有阑出咫尺者，执而诛戮，而民之以误出墙外死者，有不知几万矣”。
清廷在廉州设“北海镇标”驻之，加强对百姓的镇压。据史记载，在“迁海”过程中，“老弱转死沟壑，少壮流离四方”。
商人无法买卖，渔民无法出海营生，大批居民流离失所。“迁海”造成“地方凋零”、“四乡无墟市”的悲惨情景，严重妨碍了廉州沿海经济的发展。
康熙三年（1664年）五月，清廷又称“时以迁居窃出鱼盐，恐其仍通海舶”，下令再次内迁30里，又上演一轮家破人亡的拆迁悲剧，钦廉沿海居民首当其冲。
接着，殃及到涠洲、斜阳等海岛谋生的渔人和商贾。岛上百姓顿失生计，不得放弃家园内迁，或远逃海外谋生。
康熙十一年（1672年），廉州府人口下降为“男妇共三万零四百九十七人”，其中，合浦县男丁只剩下3076人，妇女为5468人，人口生产力遭到极大损害。
此时的防城县亦在复苏中，此期间一些壮瑶从山林落地耕种，补充了一些人口，但依然经济困苦。
清统治者不许商船私往南洋贸易，凡偷往外洋，“令解回正法”。对早已出洋的商贾，“俱不准回籍”。
严厉的“洋禁”令，只换回部分海外流民。更多的商贾、渔民被迫选择了用脚投票，无奈地飘零海外，如同一部海洋版的“逼上梁山”。
雍正六年（1728年），清廷又重申洋禁，先后颁布了禁止五谷、金银铜铁出洋的种种禁令。当时限制海船载大米不超过5石，船桨不超过两支，只准带腰刀、弓之类的武器，而对火炮、鸟枪、火药严加限制，并发牌照规定航海范围和天数。
这些规定，特别是武器的限制，给西方海盗和安南海寇提供洗劫商船的方便。“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虽处于防“寇”、防“盗”，实含有拒绝“通夷”的意向。
雍正九年（1731年），清廷不许民居涠洲岛，开垦田地。
嘉庆十二年，“洋匪通踞涠洲为巢”，“逐勒碑永远封禁”。
1789年，清廷廉州官府制订严厉的“海禁”章程，“将涠洲、斜阳二岛居住之无籍贫民逐回原籍，所居草寮概行烧毁”。
1792年，清廷撤销岛上官兵驻防，改由乾体水师巡查今北海港一带海面，禁止“中国商人偷往外国贸易”。
然而，“海禁”却造成官逼民反，白龙尾一带成为各路海盗、商船来往航线，但此时的绿营广东水师已无力清剿，盖因水师主力已经移至珠江口一带防范和巡检英法商船。
负责钦廉一带外海的龙门协仅有千余人兵力散落在漫长的海岸线上，白龙尾一带仅有五十余人，船四艘，一名千总负责。防城县岸上除炮台守卫外，也就守备一人，兵八十余人。
十万大山更是偏僻所在，清雍正六年（1728年）二月，清朝户部才议准广东总督孔毓奏请：广东廉州府钦州西北地名“三不要地”，即不属钦州、上思州管辖，也不属安南地界，由钦州就近抚绥，设汛派兵驻守。
乾隆四年（1739年），防城县境为如昔、防城两巡检司分治之地，隶属钦州。十万大山中段至西端自北向南至京族三岛实际上在防城巡检司治下的一个的穷地方。
这防城巡检司妥妥的就是现代边防派出所，巡检一名，弓兵满编时有五十。但近年常常空编仅仅三十余人，其中主要也就是饷银不足的原因。
为了防止安南人从陆地上私自入境，清廷令沿边界30里以内广种簕竹为隔离，安南人现如今也难进入，西边防范任务不重，那巡检司的任务也就是防止海贼上岸抢劫。
至于山上蛮夷，穷的要死，也无力去管，山上瞒报人口之事也无法查实。无论差役或弓兵前脚尚未入寨门，黑户人已跑到山上藏起，只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而且山上蛮夷好勇斗狠，一言不合，容易发生冲突，所以官府也避免去山上。
防城巡检司巡检周玉岫驻地东兴，并不在防城县县城，每月会巡逻至防城县，领饷银、领军粮，顺便弄点吃的，买点用的。
从东兴到防城县，官道并不好走，需跨江平江和竹排江，遇上雨季，巡逻也稀少，主要精力还在东兴和京族三岛之间的海边，防范海贼上岸。
李九章和周玉岫两人年岁相近都是三十出头，在防城县这个苦歪歪的地方，两个人算同为天涯沦落官，自然相互亲近，并未因为品级之差别而生疏。
周玉岫每次回到防城县城，都要找李九章喝个小酒，聊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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