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五：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无咎。
像炎热的夏天，大汗淋漓又迅速挥发一样发布号令。这类号令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从帝王居住的宫殿扩散出去，没有灾难。
雍正帝通过吏治改革缔造了满清最高权力机构军机处，又通过各项民治改革，创新推出了中国古代税收制度：摊丁入亩。
公元1723年，雍正帝听取直隶巡抚李维钧的奏请，实行摊丁入亩的税收制度，一改过去几千年来按人丁、地亩双重征收的赋税制度。这一政策如大汗涣散一样，迅速从宫廷推广到全国，减轻了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负担，直接影响了后世几百年的税收制度。
摊丁入亩?，又称作地丁合一，是清政府将历代相沿的丁银并入田赋征收的一种赋税制度。这一制度以康熙帝推行的固定丁银制度为基础，于雍正时期开始实施，在乾隆年间得到全面推广。
清代早期的丁银，本沿袭自明代的丁银制度并有所创新。
在明朝，丁银与里甲、均徭等四差银一起，都属于地方税收，由地方政府征用且不用上缴中央政府。在明朝，朝廷没有全国丁银的统计数字，在政策上也从未涉及丁银的处理及支配问题。所以，这项收入大多落入地方官吏的个人腰包。
清政府则将丁银编征列入国家税收。
公元1661年顺治帝时期，清廷首次公布了全国丁银的统计数字：银两9钱，米石1斗。
丁银制度增加了国家税收，但存在一个巨大的弊端：富者田连阡陌，竟少丁差，贫民地无立锥，反多徭役。
官员、富豪、士绅们广有田地，却拥有各种特权可以少报人丁。贫苦农民无田少田，却不得不承担大部分丁银。其结果是官府征税越来越辛苦，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困苦，社会矛盾急剧增加。
康熙帝时期，情况变得更加严重。
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击退沙俄入侵、平定准噶尔部落分裂势力，连年征战必然耗费大量财力物力，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更苦了。
康熙帝以亲民爱民为己任，体察到民间疾苦后，于公元1712年下诏规定，以前一年的人口基数为固定数，从此以后新生人口永不加赋。
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也产生了很多后遗症，导致土地兼并加剧，人口流失严重。雍正帝常自称勤政爱民，于是进一步强制推行摊丁入亩制度，以期营造人心思定的社会氛围，引导公平公正的治国风气。
摊丁入亩，在固定丁银制度上又有所改进。它将固定下来的丁税平均摊进田赋，不再按人头征收丁税，而只征收统一的地丁银。
至此，在中国实行两千多年的人头税被废除。
摊丁入亩标志着“数千年来力役之征一旦改除”。它按地亩之多少，定纳税之数目，结束了地、户、丁等赋役混乱的现象。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这显然有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地主富豪。
它缓和了社会矛盾、释放了社会活力、促进了生产发展，至少带来了三层利好：赋税规则简化，减少了官府任意加税的可能；劳动者获得较大人身自由，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促进了人口增长。
清政府查清各处地亩数量，按亩均摊税赋，田地多的派丁更多，田地少的派丁更少，无地农民则不再负担丁税。占地越多，赋税负担越大，这是一种通过二次分配均贫富的有效措施。
由于征税的对象变成了土地，户籍控制被放松，农民摆脱丁役负担后可以自由流动到外地打工，这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经济的发展，带来税收的大幅增长。雍正末年，国库白银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猛增到六千多万两。
更重要的，摊丁入亩制度直接导致人口的爆炸性增长，进而缔造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次盛世：康雍乾盛世。
公元1792年乾隆帝时期，中国人口首次突破三亿。公元1834年道光帝时期，全国人口第一次突破四亿，几乎占全世界人口的一半，成为超级人口大国。
除了开创式的摊丁入亩以外，雍正帝还实施了一系列改善经济、澄清吏治、利国利民的措施。比如火耗归公、官绅纳粮等等。
清初承袭明制，各地征收钱粮时加收火耗。
税务部门为便于运输、保管，会将征收到的大量碎银熔铸成银锭。在熔铸过程中产生的损耗，便是火耗。这部分损耗经地方官府摊派后，由老百姓承担。因为没有统一的征收标准，地方官员往往以火耗为名肆意侵占百姓利益。
公元1724年，山西巡抚诺眠与布政使高成龄奏请将该省加派的火耗提解布政使司库，再由司库拨付二十万两白银填补该省亏空。雍正帝批准实施，并形成制度在全国各省推行，称为“养廉银制度”，又称耗羡归公。从此以后，火耗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弥补地方亏空，一部分分发给地方官养廉，一部分留地方公用。这样做的好处是既增加了财政收入，又有助于廉政，还避免了随意摊派加重百姓负担。
所谓官绅纳粮，又称为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这意味着官员、士绅也需要交税、当差了。
在古代，官绅属于统治阶级，无需当差，也不必交税。现在他们也要交税当差，但不必亲自服兵役和徭役，可以按标准用银两兑换。
雍正帝如前朝贤君一样鼓励开荒种地，兴修水利。
他在位十三年，全国田地从七百三十余万顷增至八百九十余万顷，先后疏浚了卫河、淀河、子牙河、永定河、直隶营田工程、浙江和江南海塘工程等水利工程，同时修建了黄河、运河堤岸。
重农政策本没有错，只可惜雍正帝过于重农抑商了。
他认为农业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为此制定的政策必然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比如他认为开矿断不可行，因为会诱使老百姓离开农本而追求末业。
在西方科技突飞猛进发展的时代，雍正帝抑制工商的政策显得太过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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