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贞元年（805年）正月二十三日，唐德宗驾崩，享年六十三岁！
年已四十五岁的太子李诵继位，成为大唐第十一任帝王，是为唐顺宗！
顺宗在大唐历史上是个绝无仅有的存在，他于继位四个月前不幸罹患风疾，导致语言功能丧失。在当时那种医疗条件下，无异于宣告了死刑，让已过花甲之年的德宗在哀痛中撒手人寰。
国不可一日无君，顺宗只好拖着病体勉强登基，苦苦强撑了八个月。他在位时间虽然不长，却依靠着“二王、八司马”，发动了一次旨在肃清朝政的变革，史称“永贞革新”。
所谓二王、八司马，是服务于顺宗的一个“十人小团队”——王叔文、王伾，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
这次革新历时一百四十六天，在浩如烟海的史书中只留下几页薄纸，却因柳宗元、刘禹锡两大文豪的参与倍受瞩目！
提起此事，还得从这支“十人团队”的老板——顺宗李诵谈起！
李诵是大唐历史上当储君时间最长的帝王，他十九岁就做了太子，直至四十五岁才登基，整整等了二十六年！
历史上比他做太子时间还长的，仅有康熙之子胤礽与汉武帝之子刘据，但这两人最终都没修成正果。
在此期间，作为一个身处权力核心的旁观者，他与父亲一同经历过泾原兵变的战火离乱，亲眼见证过民生艰难，对父亲执政期间的利弊得失看得非常通透。史书称他成熟、慈悲、有韬略，这一品行的形成，恐怕既有德宗的加意培养，也与他二十多年的隐忍历练密不可分。
可以想见，像他这样具有丰富政治经验和人生阅历的储君，一旦接手国政必将很快胜任，并在短时期内带来让人眼前一亮的施政成果。
只可惜，上天不遂人愿！多年的媳妇还没等熬成婆，就已被生活压弯了腰，他的中风使所有希望都化成了泡影！
一切都来得如此猝不及防，行动不便的李诵为了大唐天下的稳定，只得勉为其难的在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拥护下登基，更改年号为“永贞”。
可是一个说不出话来的人还如何颁诏施令？此时，王伾、王叔文——“二王”——凭空出世！
这两人都是李诵做太子时的幕僚，都生于江浙一带。王伾善书法，王叔文精棋道，各以所长陪太子解闷。
王伾人长的很丑，说的一嘴吴语，在李诵眼里就是一个供他开玩笑、逗闷子弄臣。
王叔文五十多岁，读过很多书，为人严肃有城府，经常与李诵在弈棋时聊些民间疾苦，李诵对他比较尊重。
有一天，李诵看书看累了，和身边幕僚闲议朝政。也不知是谁开的头，说起宫市之弊。
李诵早对此不满，一听有人提起，便慷慨激昂的说：“这件事情做得非常不好，我对此早有看法！”言毕，众人纷纷附和，有夸他英明的，有捧他明见的，不一而足。只有王叔文若有所思、不发一言。
等到众人告退，李诵将王叔文留下，诚恳询问他不发表意见的原因。
王叔文道：“身为太子主要是探问圣上吃得怎样、是否安康，不宜过问敏感事务。陛下在位已久，如果因此怀疑太子邀买人心，请问您当如何自处。”
李诵猛然一惊，吓出一身冷汗！从此，对王叔文留下深刻印象，认为他稳重老练、可托重用。
王叔文在获得李诵信任后，与王伾一起，开始秘密结交朝中有名望、想干事的年轻一代中层官员。与韦执谊、陆淳、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枊宗元、刘禹锡八人号称死党。后来，凌准、程异经人介绍，也加入了这个小团体。
他们有三个共同点：
首先，多为言官出身。除了程异做过县尉，从事财赋工作外，其他人要么是拾遗、要么是监察御史，还有在大理寺管审案的，以上这些都可笼统归为言官体系。言官是用于议论朝政得失的，其职能有些类似于现在的纪检监察部门。
其次，文化层次较高。且不说知名度最高的刘禹锡、柳宗元二人，韦执谊、凌准、陈谏也都是在当时很有名气的大学问家。
第三，中层官员为主。这些人里，韦执谊是翰林学士，刘禹锡、柳宗元是四五品官，相当于地市级领导。其他人官阶相对较低，但也或多或少有些权力，级别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父辈、家族在朝中都有一些影响力。
大致相同的出身、大致相近的梦想、大致相仿的学识，让他们言谈甚欢、相见恨晚，逐渐形成了以王叔文为核心的小团体。他们整日聚会且行踪诡秘，没人知道在做些什么！
一些藩镇大员给他们贴上了“太子党”的标签，也知太子迟早继位，便私下向他们送钱送物用以提前勾兑感情，以备未来之需。
一次，左补阙张正一上疏求见德宗。言官见皇帝，本身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但因张正一与吏部员外郎王仲舒、主客员外郎刘伯刍交情不错，而这两人与王叔文有过矛盾，便怀疑张正一在举报自己。于是让翰林学士韦执谊利用职务之便构陷张正一，称他结交朋党、玩乐宴饮。没多久，张正一被远贬外地，朝廷内外甚至连他自己都不知是得罪了哪位瘟神！
永贞元年（805年）正月二十六日，李诵带病在太极殿继位。
他虽无法讲话，也想维持帝王应有尊严，让人在宝座四周拉起帷幕遮挡，里面只有亲信宦官李忠言和宠妃牛昭容服侍，所有奏章均需经过他们呈递顺宗。
为了确保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顺宗诏令王伾、王叔文进驻翰林院参决政务，提任韦执谊为尚书左丞兼同平章事，即宰相。
自此，这个服务于顺宗的秘书班子开始启动！
遇到奏章，通常先由牛昭容交给李忠言，李忠言再交给王伾，王伾到翰林院找王叔文，王叔文拍板定调、起草诏书，经顺宗同意后，下达中书省由韦执谊承办。
在这一决策链中，他们分工清晰、配合默契。王叔文无疑是大脑，扮演着决策层的角色；韦执谊则是手足，通过韩泰、柳宗元、刘禹锡等人，抓好政策的落地执行；而王伾、李忠言、牛昭容则相当于保障决策链顺畅运转的通联人员。
这些原本处在权力外围的边缘人物，一夜之间升格为朝廷的中枢核心，那份获得感、喜悦感、自豪感是根本无法用言语可表述的。
他们由此充满干劲，日夜不停的筹谋策划，利用工作间隙互相吹捧鼓励，自比伊尹、周公、管仲、诸葛亮。一时天下之大，我第一、你第二，再也没有比我们更强的了。
至于提拔谁、重用谁，全凭他们一句话，哪有什么程序可言。那些平素与他们有过交集的人相继进入高位，有时甚至一天同时任命数人。只要这个小团体中有一人承诺“某某可以胜任某职”，不过一到两天时间，命令就下来了。
于是，王叔文他们十余人的家里个个门庭若市。想走王伾、王叔文路子的官员昼夜络绎不绝，乃至顺道带火了他们府宅附近的茶肆酒垆。
王伾本身就是个靠嘴吃饭的弄臣，品行尤为贪劣，竟然把纳贿当成了事业去做，还专门打造了一个超大柜子用于存放财物，两口子就睡在上面过瘾。
当然，这个秘书班子也并非完全一无是处。既然掌权，自然也想做出些政绩用以稳固权力。
值得称道的有三件大事：
一是将民愤极大的京兆尹李实贬到通州（四川达州）当长史（佐官，无实权）。李实是皇亲国戚，承袭了祖先道王的名衔。德宗末年，关中地区时常干旱，他作为京城最高行政长官，本可如实反应，减免百姓赋税。他却对德宗说什么“虽然干旱，但禾苗却长得壮实”这样的胡话，结果不仅大灾之年不减租，反而变本加厉的搜刮剥削，用以给德宗进奉。京城百姓对他恨之入骨，听说他被贬往外地，市井上下一片欢腾。人们纷纷拿着石头瓦砾等在路旁，准备砸死他。还好，有人透信儿给他，他从小路狼狈出城。
二是撤除了宫市和五坊小儿。宫市不再让宦官负责，仍按原有制度，交由相关部门办理。
五坊小儿是唐时设置于宫中，用于饲养雕、鹘、鹰、鹞、狗的五个坊，各坊中的饲养人员统称五坊小儿。
像围猎这种贵族运动，在不影响百姓生活时原本也无可厚非，但这些五坊小儿却时常借此为害民间，成为京城一大祸害。
他们要么随意游走于街市，用鸟网遮住某个巷口，一旦有人无意碰到，先是一顿暴揍，然后再以惊吓到鸟雀为名强行勒索。
要么三五成群到饭店吃饭，酒足饭饱抹嘴就走。店里伙计如果敢向他们要钱，往往被痛打一顿。更可气的是，他们拿着装满蛇的口袋扔到某个店铺，愣说是诱捕鸟雀用的，让店家替他们养着。店家哪里敢留，只得苦苦哀求，拿钱给物方才作罢。
宫中这两大弊端，顺宗在做太子时就已知晓，因此一登基就安排王叔文他们明令禁止。
三是罢免了一些苛捐杂税。德宗晚年只知捞钱，在春、秋两税之外，又设置了若干课目巧取豪夺，把民间搞得苦不堪言。顺宗登基未满一月，就诏令各地不得再收取苛捐杂税用以进奉。
这三件事情，都与百姓的幸福指数息息相关，因此大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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