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中四年（783年），已经燃烧了两年的战火，不但看不到一丝将熄的迹象，反而越来越旺。把肃宗、代宗两任帝王辛辛苦苦攒下的一点儿家底彻底打光，军费开支也变的入不敷出。
就在去年五月，两个太常寺的“半吊子”博士进献昏招，强行向城中富商“借钱”，后又将此种做法扩大至向搜刮全城百姓。如此大规模的公然抢劫，也仅才凑够一个月量的军费开支，不但于事无补，反倒把京城内外搞得人心惶惶。
截止到建中四年六月，河北、河南两个战场形势都不容乐观。
河北战场，河东马燧、泽潞李抱真、河阳李芃、朔方李怀光，六大节度使屯驻于魏州（河北大名东北），与卢龙朱滔、魏博田悦、恒冀王武俊、淄青李纳四大叛王打的平分秋色，势均力敌，陷入胶着状态，谁也奈何谁不得！
河南战场，李希烈领导下的淮西军，虽然南下湖北受挫，却在河南发展迅猛，兵锋一度抵临东都附近。为了遏制淮西军凶猛的进攻势头，德宗诏令各地勤王。于是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南、江泗、沔鄂、湖南、黔中、剑南、岭南等诸多军府相继奉诏赶来，他们有的与李希烈在正面战场交锋，有的负责从侧面迂回，有的控制交通要冲，也有的逗留不前伺机而动！
如果按每个军府平均出兵一万人计算，大唐参战兵力约为十六万人。依据唐制，各道军队离开自己的防区到外区执行作战、支援任务，其供应保障统一由朝廷负责！
德宗上任时间不长，还没有过紧日子的危机感。战争初期，他对出境作战或支援的藩镇军队赏赐颇为丰厚，每人除原标准配备的供给仍照发不误外，还额外多供应两人份的物资。
据此计算下来，只要出境作战就能得到三人份的供应。普通士卒比以前多挣了两倍，将领吃回扣的空间也无形中增大了两倍，自然是皆大欢喜！
因此，各地藩镇只要一接到朝廷的出兵命令，本来任务不重、可以在境内完成的，也要把军队拉出去，在距边境不远的地方耀武扬威一番再打道回府，就是为了捞取这点额外的好处！
而朝廷为了保障十六万军队的人吃马喂，每月需支出一百三十余万缗钱，靠着正常的租赋根本难以为继。
怎么办才好呢？不打，不可能，朝廷颜面何存！打，钱从哪里来？堂堂大唐，也不能总是靠着勒索富商、百姓来维持战争，那样既说不过去，也绝非长久之计！
所谓办法总比困难多，正当德宗为此愁眉不展之际，一位分管后勤的官员赵赞，提出了一个开创性的办法，即收缴税间架及除陌钱，让德宗眼前一亮！
所谓税间架，就是按屋顶上的房梁收取税钱，两架梁算一间房，上等房每间收二千文、中等收一千文、下等收五百文，收税时吏员需进入居民家中挨个统计。这样下来，每家动辄就要上缴数百缗。
如果屋多钱多或是屋少钱少倒也说得过去，但有的人房梁虽多却没什么钱，对此朝廷一律不管，只拿结果说事。有敢于藏匿的，一经查处，隐瞒一间打五十板，告发者赏五十缗。
而除陌钱则更为离谱，规定凡是出现货币交易或是物物交易的，不论公事还是私事亦或是买卖所得，每缗钱（每缗约一千文）须由官府收取五十文的抽头，物物交易按市价折合后计算。有敢瞒报一百文的，打六十板、罚两千文，告发者赏十缗。
这个缺德税法一经颁布，京城内外民怨沸腾！
时任翰林学士、年方二十九岁的陆贽实在看不下去，呈奏了一封万言书，痛斥这些行为，并提出了挽救时局的看法。
陆贽是中唐时期着名的政治家、政论家和文学家，后来还做了德宗的宰相。他的奏疏多用排偶句，极具文采且条理精密，读起来抑扬顿挫。
司马光非常尊崇陆贽的文笔与思想，在其所着《资治通鉴》中，但凡遇到陆贽所上奏疏基本都是全文转载，这也使我们后人得以一暏名家风范！
这封奏疏是陆贽入仕后有史可查的第一篇政论，主要阐明了五个观点：
第一，打败敌人，在于用之得人；而驭人的要害，又在于权柄在手。如果将领没有选对，兵众虽广不足为恃；如果失掉权柄，将领虽强也难以驾驭。将领不能指挥部众，国家无法操控将领，不仅白白耗费钱财、无法平定叛乱，而且存有引火自焚的风险！
第二，如今在两河、淮西起兵造反的统帅，不过四五个元凶而已，他们中间恐怕也难免有人是受到欺蒙不得已而为，更何况其余部众，都是受到胁迫才走上与朝廷对抗的错误道路。假若知道另有他途可以保全性命，谁还愿意继续为恶！
第三，民为邦之本，财是民之心。劳民伤财则百姓受损，百姓受损则邦本难安。如果朝廷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却总在旁枝末叶上做文章，那么看似能挽救一时的政策，将来定会演变成灾祸肇启的缘由。
第四，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废则危；居重以驭轻，倒持则悖。太宗当年设置府兵八百余所，关中地区就有五百余所，占了总数一半以上，举天下府兵都赶不上关中精锐，居重驭轻的意图非常明显。而今，关中兵员相继东出作战，朝廷守备力量空虚，关辅地区征发民力过于苛毒，宫苑之内又防御不周，一旦贼臣借机生事作乱，外敌乘虚进犯边境，势必引来滔天之祸！
第五，叛乱之初，朝臣们大多认为只要出兵征讨，自会不战而平，士兵出境最多不过一个季度，预计动用的兵力很少，所需经费也不多，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谁知兵连祸结，变故难测，战火燃起始终无法平息，大出当初预料。
往日作乱一方的几员边将，如李正己、李宝臣、梁崇义、田悦，朝廷认为只要除去他们就会天下太平；往日获得信任的节帅，如朱滔、李希烈，朝廷认为只要重用两人就可消除祸乱。谁想到李正己死了，李纳继任；李宝臣死了，李惟岳继任；平定了梁崇义，李希烈反了；诛杀了李惟岳，朱滔又心存贰心。
当初的四名罪魁祸首，已经亡故三人，直至现在叛乱未曾衰减。当初信任的两人，如今已全部叛变，谁又敢保证今后会不会又有他人作乱！
可见国家的安危在于权势，治事的成败在于用人！倘若局势安稳，即便是异域外族也可同心；如果形势危急，纵使同舟共济也能成为仇敌！
建议从河朔抽回李晟统领的神策军，让各节度使的子弟到长安驻守。明令泾州、陇州、邠州等地加强戒备，保境安民；再罢免京城以及周边郊县的税间架、除陌钱，则人心不摇，邦本自固！
这封奏疏指出了当前的施政缺失，又结合实际提出了可行性很强的意见，可惜德宗并未采纳！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面对同样一个抉择，在结果未知的情况下让同样的人去选择，即便让他重复一千次，也还是只会有一个相同的结果。为什么呢？本性使然！性格真的会决定命运！
八月份，噩耗传来！
李希烈在沪涧大败河南战场总指挥李勉，以及前来支援的神策军将领刘德信，把哥舒曜死死围困于襄城（河南襄城县），破城指日可待。
一旦襄城失守，东都洛阳岌岌可危，整个河南战场也将面临崩盘危险。但若再从关中抽调军队前往支援，却已是难如登天。
前文讲过，为了应对两个战场需要，朝廷把关中地区能抽调的兵力基本抽空了，甚至连寓居京城内的众位将领家中子弟都征调到了前线，哪里再抽的出人来。
兵部那帮人扒拉来扒拉去，也就屯驻于泾州的安西军还能动。原因是一则泾原属边防藩镇，河北、河南兴兵以来，出于稳边考虑，朝廷还没有从这里抽调过一兵一卒；二则现在大唐与吐藩结下友好盟约，正处于关系缓和阶段，边疆暂无战事。
于是一纸诏书，命令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领五千人东出，救援襄城。
姚令言此人生年不详，少年从军，一直在前任节度使马璘手下担任将领，靠着军功熬上了节度使一职。从他后期种种表现来看，能力水平一般，泾原将士对他也不太服气，只是乱局当中一时也难以寻到更为合适的人选。
泾原本就是个贫穷的军府，又多次辗转迁移，自马璘、段秀实两位强人型主帅离岗后，队伍日益难带。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太尉朱泚都曾做过泾原名义上的统帅，但却一天都没在泾州呆过。特别是自从出了留后刘文喜叛乱一事，更是不受朝廷待见。
这次救援襄城的诏令一经下达，泾原将士们反倒都很开心。因为朝廷有章程，出境作战会得到丰厚赏赐，这对于他们这些苦哈哈来讲非常具有诱惑力，自然积极踊跃报名参加，而且不仅自己参加还把家中兄弟子侄都带上，为的就是多占几个领赏名额，发点小财用以改善生活！
十月初二，这支衣着褴褛的军队开进长安。
此时的长安已是初冬，天气寒冷，空中还飘着冰凉的雨丝。虽然又冷又饿，但京城繁华富庶的景象以及丰厚赏赐的诱惑仍令这帮穷大兵们兴奋不已。
可令他们失望的是，大老远的跑来，居然什么都没有！！
人心浮动，怨言四起！此时又有传言，说是赏赐会在第二天到达浐水时（在今陕西蓝田县内）才发，人心稍稳。
次日，抵达浐水。
朝廷果然安排京兆尹王翊提前在宿营地等候，只是没有见到预想中的美酒佳肴，只望见盛放于无数个简陋食具中的粗糙饭菜！
一路风尘的大兵彻底暴怒！他们踢翻了饭菜大声喧嚣：“我们就要上战场了，居然连口饭都没的吃，还特么打什么仗！不如一齐到京城，抢了这帮混帐王八蛋！”
于是，五千名狂怒的大兵拿起刀、扛着旗、擂响鼓，气势汹汹直奔京城。
与此同时，节度使姚令言还在皇宫向德宗辞行，听到部下哗变，吓的匆忙赶往镇抚。跑到长乐阪时，遇到了这帮愤怒的人群。
大兵们对他毫不客气，直接张弓就射。姚令言伏在马背，冲入乱军中大声呼喊：“你们不要这样，等到咱们东征襄城立下战功，还怕没有富贵，何必要犯下造反作乱的灭族大罪！”
处于激奋状态中的士卒有谁还肯相信他的话，竟将他裹挟着一同冲向长安！
此时的长安，如同一个充满可燃性气体的封闭空间，在特定的时间点上，被泾原兵变这颗火苗彻底引燃！
其能量之大，破坏性之强，波及面之广，堪比第二次安史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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