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标的谕旨下达，引得户部上上下下怨声载道。
侍郎以下的官员都找到夏元吉诉苦:
\"原尚书，洪武二十五年刚刚编造完黄册，现在才过去六年，又重新编造，这还让人活吗？不是说好的十年一造吗？\"
夏元吉一向是不好惹的，当即回怼过去:
\"陛下说什么就是什么，你们有胆量找陛下抱怨去，跟我说一丁点用处也没有。\"
每次编造黄册，国子监的监生都是主力，他们有五千人之多，被分派到全国各省监督核查。
他们不是官，不是吏，长达一两年的外放没有任何报酬，仅仅发放口粮。
朱标的谕旨下达之后，国子监里哀鸿遍野，纷纷去找国子监祭酒告假。
告假的理由出奇地一致——病了。
祭酒训斥道:\"病了就能告假吗？休想！除非病死了，否则一律不许告假。\"
一个王朝，最大的财富莫过于土地和人口，清查土地和人口是每一个王朝的头等大事，因为那就是赋税征收、徭役摊派的依据。
古代大规模的人口普查和户籍制度是从商鞅变法开始的。
到了汉朝时期，人口普查已经成为一项完整的制度。
隋朝建立后，隋文帝采纳高颎建议，采用\"大索样貌\"的做法，类似于现在的身份证。
到了唐代，\"手实\"是制定户籍的主要依据。
明朝采用的是\"黄册制度\"，相比前朝，黄册制度更详实更严谨。
一个小黄册，却掌握数以亿计生民的命脉，这是大明王朝一直在做，却一直突破不了的卡脖子技术。
黄册制度的失败，不仅仅是朱元璋的失败，而且是明朝的失败。
徐达攻破元大都，第一件事就是封锁元朝户部衙门，将天下户籍册封存在数百个大木箱中，派重兵送往南京。
朱元璋如获至宝，亲自监督拆箱，并将户籍册放在祖宗的牌位四周，高高供起。
然后花了十多年的谋划，于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大造黄册。
这个大造黄册，就是全国的人囗普查和土地清查。
每一百一十户一个总册。
配合里甲制度，记载人口数和固定财产，把民众分为军、民、匠三等，按记载的内容安排赋税征收，徭役征发。
册子的封面为黄色，一式四份。户主一份，县里一份，府里一份，南京一份。
为了保险起见，南京的那一份就存放在玄武湖湖心的岛上，并且派重兵把守。
对于黄册，朱元璋可真是太上心了。
每次大造黄册，他都亲自主持。
尺寸多大，纸张选用何种材料，字体多大，全都做了严格规定，训令后世，每十年大造一次，更新内容。
他的后辈很听话，基本都遵守了。
有明一代，黄册共造过二十七次。
每次约六万到十万的册。
到万历四十一年，仅玄武湖收贮黄册已有七百万册。
然而，二百多年，黄册记载的人口总量，却一直没有太大变化。
实际上，明中期人口暴增，接近上亿左右，到了晚期，可能己经超过了一亿二千万。
而黄册有时统计出来，全国仅有四千多万人囗，最多时也仅有六千六百万。
黄册作为人囗档案的真实性已有大问题。
第二次大造黄册时，朱元璋安排三千六百名国子监生在湖上搞审核。
到景泰年间减到一千八百人。
到弘治年间减到一千二百人。
国子监生每次都有宁可被开除也要逃跑。
原因很简单，白干，没钱，太苦，每查一次要一年时间。
夏天岛上潮湿闹热，岛上蚊子比苍蝇还大，从早到晚，从黑到亮，没把人咬死，却能把人吵死。
千百人在挤在小岛上吃喝拉撒，屎尿遍地，别提有多酸爽。
到后来，朝廷连几万两的审核工本费也经常给不起，所谓的查册审核，只是走个过场。
每次造新册，要新建六十座库房，经常是这边在盖新的，那边旧的塌了。
库房盖在湖上，黄册极易上潮。
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搬出来晾晒，晒着晒着就晒没了。
有时候碰到突降大雨，数以万计的黄册被泡，简直欲哭无泪。
湖上耗子大如猫，肆无忌惮啃啮黄册，顺便吞啮天下田粮之气。
京库尚且如此，地方上就不用说了。
朱元璋对自己苦心孤诣发明出来黄册颇为自豪，每次大造黄册，他都要郑重其事地祭告天地。
然而，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正是黄册，打开了明朝黑暗吏治的魔盒。
在编造黄册的过程中，里长会同胥吏、官员，按照自己的需求，随心所欲填写。
黄册具有天然的局限性，颇有些刻舟求剑的味道。
比如，耕牛当年登记的时候确实有，但过一两年，牛死了，今后八九年，胥吏们可不管这些，依然按有征税。
百姓们因此苦不堪言。
再比如土地被洪水淹没了，却依然还是按有田征收。
一场传染病来了，家里人死光了，侥幸活下来的那一个，却要负担已经死去几年了的家庭成员的份额。
这可真是两眼望苍天。
县里的官吏拿着这么一个册子，去找户主。
找不到户主找亲戚。
找不到亲戚找邻居。
邻居全空了，找隔壁村。
所有村子全逃荒去了，那就全县摊派，以此类推。
在老百姓眼中，黄册就像是阎王爷的勾命的生死簿，尽勾穷人的命。
黄册的乱象让百姓们苦不堪言，而那些官吏们却借此中饱私囊。
他们勾结起来，将富人的田地划到穷人名下，使得富人逃脱赋税，而穷人则背负沉重的负担。
这一行为不仅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也引发了无数的民怨，尤其是在江南地区，屡屡出现乡民纵火焚烧县里的黄册库。
黄册制将子民分为民户、军户、匠户三大类，大家各司其职，田有人种，仗有人打，武器有人锻造。
但朱元璋似乎忘了，人是流动的，不会因为他划了一个又一个框框就静止不动。
而大量的流动人员，必然会对僵化的底层治理架构形成致命的冲击。
明朝中后期，大量流民涌现，令朝廷无比恐慌，疲于应付，这就是黄册制度所带来的最直观的弊端。
朱允熥命令户部侍郎傅友文主持黄册的重新编制。
为了防止地方上豪绅阻挠清查田亩，朱允熥命令徐辉祖从京营中调集一万人，交给驸马都尉傅忠指挥。
傅忠将一万人分成二百五十队，每队四十人，分散到南直隶各个县里面去，配合国子监的监生清查田亩和人口。
朱允熥又命杨士奇从都察院中调百余名御史，在南直隶各府县巡查，凡地方上的官员和胥吏，敢于互相勾结隐匿田亩者，一律交三法司议处。
在如此高压的震慑之下，田亩清查依然进行得很艰难。
从南宋开始，南方就开始形成强大的宗族社会，即使考上了举人，考上了进士，做了高官，也得敬族长三分。
国子监的监生南方人居多，相互之间有着千丝万屡的联系，即使是易地清查田亩数，他们也总有办法相互包庇。
朱允熥调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花费了近两个月时间，在南直隶的一百二十九个县展开核查，共查出隐匿土地十九万亩。
洪武二十六年公布的全国田亩数为八百五十万顷，南直隶查出的这点隐匿土地，还不够塞牙缝的。
以每亩地五两银子的均价计算，价值不过九十五万两，而这次核查的人力成本高达四十二万两。
这还是在南直隶，如果到了浙江、福建、湖广，成本还会更高。
朱允熥大张旗鼓搞\"摊丁入亩\"，第一步清查田亩数就进行不下去，这使他异常愤怒。
朱标道:\"天下事就是这样的。你想清查田亩数，就能查得清清楚楚，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朱允熥哑口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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