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2月中旬，不列颠群岛
短短十数日，不列颠联盟这座本已在外部核威慑下吱呀作响的建筑，其内部承重结构开始发出不堪重负的断裂声。最初的火星，从西北和西南边缘燃起，迅速向内蔓延，灼烧着伦敦已然焦头烂额的神经。
威尔士，卡迪夫
南威尔士的煤烟似乎比往日更加浓重，压抑地笼罩在城市上空。
然而，这一次，走上卡迪夫皇后街和纽波特码头区的不再是高举罢工标语、要求改善待遇的矿工队伍，而是更为复杂、情绪也更显绝望的人群。
在格温·埃文斯等人的暗中联络和“威尔士自由联盟”传单的悄然传播下，一场以“要和平，要生存”为口号的游行在严密但克制的组织下开始了。
游行队伍中既有担心儿子被送上必死战场的母亲，也有害怕矿区成为下一个核爆目标的矿工家庭，还有深受威尔士民族情感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学生。
他们的标语牌上用威尔士语和英语写着：“伦敦的疯狂，不该让威尔士陪葬！”、“与柏林和谈， Now！”、“我们的孩子要未来，不要灰烬！”。
起初，游行是相对和平的。
但当队伍经过威尔士事务办公室，一个伦敦委派的机构时，人群中的情绪被点燃了。
有人高声喊道：“如果伦敦的那些老爷们宁愿看着我们全被烧成灰，也不肯放下他们那该死的骄傲，那威尔士就应该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cymru am byth!（威尔士永存）我们不能跟着他们一起沉没！”
呼喊声引发了强烈的共鸣，石块砸向了办公室的窗户。
秘密警察试图介入逮捕领头者，却在人群愤怒的推搡和“刽子手！”“莫斯利的走狗！”的骂声中被迫后退。
骚动虽被增援的“人民警卫队”用警棍和催泪瓦斯暂时驱散，但“脱离”这个词，如同危险的病菌，已经随着煤烟和寒风，在威尔士的城镇间悄然传播。镇压没有解决问题，只是将恐惧和愤怒更深地压进了矿井和家庭。
苏格兰，格拉斯哥与爱丁堡
在克莱德河畔的格拉斯哥，工业巨舰的龙骨仍在生锈的船坞里，但工人们的心思早已不在生产上。
阿拉斯代尔·麦克塔维什和伊恩·卡梅隆等人通过地下网络和工团中的同情者，巧妙地将经济困顿、物资短缺与伦敦的战争政策挂钩。
一场始于乔治广场的集会，最初只是抱怨配给不足和工厂管理混乱，但在卡梅隆等激进分子富有感染力的演讲下，迅速转向政治诉求。
“伦敦的‘社会主义’给了我们什么？”
卡梅隆站在临时搭起的木箱上，寒风卷动着他单薄的外套，但他的声音却高亢清晰：“是空荡荡的商店货架？是越来越长的面包队列？还是是德国人枪口下，不，是那种比枪炮可怕一万倍的武器的瞄准镜下的等死？！他们坐在白厅里，谈论着世界革命和最后的牺牲，可他们问过格拉斯哥的工人、爱丁堡的市民、高地牧民的意见吗？苏格兰人的命运，应该由苏格兰人自己决定，而不是由一群即将把我们都带入地狱的疯子决定！”
“和谈！独立！生存！”
的口号声在古老的石砌建筑间回荡，越来越响亮。
游行队伍向爱丁堡进发，在皇家英里大道上与严阵以待的“人民警卫队”和匆匆调来的主要由英格兰人组成的忠诚部队发生了激烈对峙。
石头与警棍齐飞，催泪瓦斯的辛辣气味弥漫在苏格兰历史的心脏地带。
有年轻的示威者爬上栏杆，展开了一面古老的苏格兰狮子旗，尽管它很快被扯下，但那一瞬间的画面，连同“如果伦敦不要和平，苏格兰就自己寻找出路！”的怒吼，通过一些胆大的记者和口耳相传，深深地刻入了许多旁观者的心中。
英格兰，伦敦、伯明翰、曼彻斯特
威尔士和苏格兰的动荡，如同投入英格兰这座已满是焦虑深潭的石子，激起了更大范围的涟漪。
核弹的阴影并非遥远传说，而是悬在每个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报纸和广播在莫斯利政权的控制下依旧高唱抵抗到底，但走私进来的外国报纸片段、短波收音机里模糊的海外广播、以及亲友间压低声音的恐怖传言，都在不断喂养着这种恐惧。
“下一个会是伦敦吗？”
这种想法在地铁车厢里、在酒馆的窃窃私语中、在母亲哄孩子入睡时的颤抖眼神里无声地蔓延。
当看到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率先反抗”，一种复杂的情绪在英格兰人中滋生：既有对“分裂”的本能不满，更有一种“为什么我们必须沉默等死”的愤懑，以及“也许他们是对的”的隐秘念头。
在伯明翰的工厂区，工人们以“抗议生产安全条件恶化”为名举行了怠工和集会，话题很快转向对战争的厌倦。
在曼彻斯特，大学生们聚集讨论，质疑继续抵抗的道义与可行性。
甚至在伦敦，海德公园的角落也开始出现小规模、快速聚集又快速散去的反战演说，传单被悄悄塞入门缝。
莫斯利政权对此的反应是迅速而粗暴的。
内政人民委员部的黑色汽车频繁出动，便衣警察和“人民警卫队”的巡逻密度大增，任何公开的反战言论都会招致立即逮捕，罪名是“失败主义”、“破坏人民团结”或“为帝国主义张目”。
街头冲突时有发生，棍棒、逮捕和连夜审讯暂时压制了公开游行的大规模爆发。
然而暴力镇压只是将沸腾的民意压进了高压锅。
恐惧并未消失，而是与日俱增的怨恨和绝望结合，形成了更危险的不稳定混合物。
人们不敢在街上说，却在心里更坚定地想；不敢公开聚集，却在私下更紧密地联系。
伦敦，白厅，不列颠联盟革命指导委员会
正是在这种内外交困、火山欲喷的背景下，委员会内部的会议气氛也降到了冰点。
莫斯利依旧坐在主位，他试图保持住那种富有煽动性的不屈的领袖姿态，但眼下的乌青和微微颤抖的手指泄露了他的真实状态。
“威尔士和苏格兰的骚乱是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和潜伏的阶级敌人勾结，利用群众暂时的恐惧心理发动的破坏行动！”他敲打着桌子，声音嘶哑但竭力保持力量：“必须加强镇压，揪出幕后黑手，清洗不坚定分子！这是战争！在后方动摇，就是在前线背叛！”
但这一次，附和的声音不再那么整齐响亮。
负责经济的人民委员阴沉地汇报，威尔士的煤矿和苏格兰的船厂生产因为骚乱和秘密逮捕技术工人而进一步下滑；负责后勤的将领委婉地提到，地方上的不合作情绪影响了物资调配计划；甚至内政人民委员本人，在保证加大打击力度的同时，也隐晦地提及“社会情绪极度紧张，大规模逮捕可能引发……不可控反应”。
一位并非莫斯利嫡系的工党元老终于忍不住，语气沉重地发言：“奥斯瓦尔德，我们必须面对现实。”
“德国人固然会开出极为严苛的条件，但他们的最后通牒和那种武器，是实实在在的。”
“人民在害怕，不仅仅是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我们英格兰人也在害怕。”
“继续拒绝一切接触，等于把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命运押注在赌德国人不敢使用终极手段上。”
“这太冒险了，也许我们至少应该尝试接触，探探口风，为我们的民众争取不那么糟糕的条件？”
“妥协？投降？！”
莫斯利厉声反驳，这群人不知道他莫斯利已经和德国人接触过了，但他看到的是什么条件？是不亚于将英国拱手送给德国充当德国傀儡的绝对不平等条约。
可是他看到的不再是完全信服的面孔，而是闪烁的目光、回避的眼神和压抑的不满。
他赖以维系权力的“革命意志”和“领袖魅力”，在核恐惧和民众求生本能的双重冲击下，正在他最核心的圈子里出现裂痕。
不列颠联盟的航船在莫斯利的固执掌舵下，正冲向风暴与暗礁，而甲板之下，水手们已经开始窃窃私语，甚至有人偷偷看向了救生艇的方向。
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跟他站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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