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的改革方案，非常全面，丰富而又详实，从中可以看出，管仲确实是一位大政治家、大战略家。最主要的内容就是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土地方面，废除井田制，开征赋税或田租。
西周的时候，土地制度是井田制，这个制度并非周人所创，甲骨卜辞显示，在商王朝时就已有了，只是还未像周王朝这么普及。据孟子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就是说，长宽各一里为“一井”，一井共有九百亩田，用两横两纵的田垅或灌溉渠，呈“井”字形地将它划分成同等大小的九块，每块一百亩，称为“一田”。井字正中间的一块田是“公田”，公田四周的八块，分别分给八个人种，每人一百亩，收获归耕种者所有，但八位耕种者必须首先共同耕种好公田才可以耕种各自的份田。公田上的收获，归封地的主人。种田人分到的这每人一百亩份田是没有产权的，只有使用权，而且是有一定使用年限的，根据西周实行的“受田制”，平民农夫年满二十岁，就分给一百亩份田，种到六十岁，种不动了，就把份田收上来，分给别的年满二十的农夫。
儒家认为，周王朝的开创者（文王、武王、周公旦等人）都是智慧通天的伟人，他们设计的一切制度都是那么的尽善尽美，后人应该永远墨守，永远不改变。其实，不说别的制度，仅仅井田制就有极大的弊端，种田的人种公田时马马虎虎，而把精力尽可能多地用在种自己的份田上，导致封地的主人收获减少。份田丰收，公田减产，这是常态。封地主人为了增加收获，只能侵夺耕种者的收获物，耕种者当然要想出种种办法应付，实在应付不下去了就只能逃亡，因此，到西周后期，逃亡的人就开始多起来了，于是井田制就被破坏了。
种田的农夫有野人，还有部分国人和下级士，不过，国人和下级士种的田是他们自己的，他们不须种公田，但要交赋或税。
我们的教科书告诉我们，商、周是奴隶社会，贵族（奴隶主）们可以役使奴隶无偿劳动。中国是否真的有过奴隶社会这个是有争议的，这里不讨论，我只想说，如果你是个聪明的奴隶主，你就不会让奴隶无偿地给你种田，如果你要想把他们像牲口一样赶到田里让他们无偿地劳动，那你就先把心态放低，准备收获杂草，对粮食收获不要抱什么期望。因为这种情况下的奴隶们没有劳动积极性，只有浓浓的抵触情绪，种起田来死拆烂污，狂磨洋工，故意搞破坏，那产量能达到普通农夫的一半就是天花板的天花板了！派监工监督？一个奴隶种一百亩田，那么大一片，一个监工监管两个奴隶就监管不过来了，除非每个奴隶都配备一个监工亦步亦趋地监视着，那得派多少监工？而且那样也没用，举个例子来说，奴隶除草时顺便把杂草旁边的庄稼的根也故意锄断了，监工就算亦步亦趋地跟在奴隶身边都看不出来！
西周和春秋时也确实有一些贪心的贵族搞过让奴隶无偿种田的事，但很快就都不搞了——实在得不偿失！总之，奴隶无偿种田必定减产到惨不忍睹，这已经成了春秋时人们的一种常识。
那么商王朝及商之前怎么能驱使奴隶种地呢？那是因为那时的耕种技术实在粗放，跟刀耕火种也好不了多少，放把火烧掉杂草，把地马马虎虎地一翻，把种子抛进地里就基本完事了，奴隶们再怎么拆烂污也拆不到哪里去，这种耕种方式本身就够拆烂污的了！现在的耕作方式比那时精细多了，怎么还能让满肚皮怨气的奴隶来干？
所以，奴隶更多的是在家里从事舂米、砍柴、磨面粉、筑城以及手工作坊里做手工活等其他杂役，这样集中在一个小范围内劳动，比较容易监管，他们也不容易拆烂污。
要奴隶种田也可以，但不能无偿，只能让他们跟野人一样种井田，他们份田上的收获归他们。
——回到正题，种井田的农夫都是被固定在井田上的，都归封地的主人指派役使，不得自行迁移，逃跑属于犯罪行为，抓住后要受到严惩。为了便于管理他们，建立了严密的基层政权，具体是八夫（一夫就是以一个主劳力农夫为户主的一个小家庭）为一井，四井（三十二户人家）为一邑（也称“里”），四邑为一丘，各设官长治理。所以，西周贵族的封地都是以井、邑等为单位来计算的，“赐某人地多少井或多少里（邑）”。
周天子赐给诸侯和贵族的土地，以及诸侯赐给其封国内贵族的土地都称为采邑，他们当官不领工资，采邑上的收获就是俸禄。不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所有的土地都是周天子的，贵族的采邑只有使用权，无所有权，天子和诸侯随时可以收回赐给下属的采邑，但这有个前提条件：天子或诸侯的拳头要足够大。所以，到西周末期，随着王室的衰落，大量土地事实上已经成了诸侯、贵族的私产，周王室动不得了。
现在管仲的措施是，承认土地的现实占有状况，恢复井田制已不可能，也无意义，土地在谁手里就算是谁的，也不要农夫共同来耕种什么公田了，公田出租给农夫去种。
现在管仲确定了土地所有权之后，对无田的人，国家分给田，但这田的产权仍属于国家，实际上是租给农夫种的，仍是沿续西周时的“受田制”——“民二十受田，六十归田”。国家按照各人所拥有的田亩数以及土地的好坏，征收相应的赋税或田租。这样，既增加了国家和封地领主的收入，也使耕种者的权益有了保障，逃亡事件大大减少。
第二，经济方面，设“轻重九府”，通鱼盐之利。所谓轻重九府，都是国家所设立的仓库，收贮粮食的称为“仓”，收贮其他财物的称为“府”。粮食和其他作物丰收，价格低贱的年份，这些仓库大量地收购，既可防止粮价过贱而伤农，又可使国家增加战略储备粮；荒年粮价贵时，向市场大量投放粮食，以平抑粮价。齐国靠海，把海水晒盐，捕捞海产品是大自然对齐国最慷慨的馈赐，开发的潜力简直无限。管仲首先实行鱼盐出口免关税，吸引国内外商人来齐国投资盐业和海洋捕捞业，把齐国的盐和水产向全天下推销。这样一来，市场大大地扩展，百姓和国家都收入大增。
第三，行政区划上实行“叁国伍鄙”制。前面说过，自西周以来，在行政区划上实行的是国野制，叁国五鄙的“鄙”，就是野。
“叁国伍鄙”这个制度，首先是让国都中的老百姓大搬家，使相同身分的人聚居在同一个区域里：士都集中居住在清净不嘈杂的地方；从事手工业的国人都集中居住到官府衙门附近，因为此时的工匠基本上都是在官府及其开办的作坊中工作的，私营作坊还几乎没有；从事商业的国人都集中居住到市场周围；种田的国人集中居住到城郊结合部靠近农田的地方。
然后把国都中划分为二十一个乡，其中士有十五个乡（因为贵族大多住在国都，所以国都中的士人口最多），农、工、商三类国人人数远远少于士，三类加起来总共也只有六个乡。在乡里，又按照五家为一轨、十轨为一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进行编制，轨、里、连、乡各设长官治理。
在农村（野）中，则实行这样的建制：全国农村统分为五属，各设属正，属正的级别为大夫，每属管辖九万户野人家庭；属下设县，十县为一属，每县九千家，设县帅；县下设乡，三乡为一县，每乡三千家，设乡帅；乡下设卒，十卒为一乡，每卒三百家，设卒帅；卒下设邑，十邑为一卒，每邑三十家，设邑有司。这是在继承周王朝制度的基础上略加改变。
每年对国、野的各级长官进行一次考核，合格者留任，政绩优者提拔，劣者惩罚。同时规定，各级官吏要向上一级报告本辖区内的优秀人员和不良分子，隐而不报者受罚。这是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带点法西斯主义的性质。
军事上，实行兵民合一。国中十五个士乡，每家出一人当兵，军队编制是：五人为一“伍”，十伍为一“小戎”，四小戎为一“卒”，十卒为一“旅”，五旅为一“军”。平时的地方各级行政长官，战时就是军队的各级军官，相对应的，和平时期一轨的轨长，就是战时军队中的伍长，里长就是小戎长，连长就是卒长，乡长就是旅长。五个乡编为一军，一个军一万人。十五个乡就是三万人，三个军。由齐桓公和两位命卿国氏和高氏各担任一个军的军长。
这样做的好处是，同一轨、里、连、乡的人编在一个伍、小戎、卒、旅，战友都是自己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关系自然亲密，患难与共，齐心协力，作战配合也默契，而军官也对自己的士兵比较了解，指挥起来得心应手，军队战斗力自然大大提高。
军队依然是实行“兵农合一”制，除了戍守边疆和重要城镇、保护国都安危的常备军（他们也是定期——比如一年为期——轮换的）外，其他军士平时种田做手艺做生意，定期训练，战时征召出战。
此外还有其他的许多措施，例如，允许犯罪的人用兵器和金属赎罪。犯了死罪的人只要交出一副上等犀牛皮甲和一支戟就可以免罪，犯了小罪的，交一定数量的金属就可以赎免，诬告别人的人，罚十二支箭，诸如此类。这样国家可以得到许多兵器和金属，金属中的“美金”（不是美元，是指好的金属，亦即青铜）可以铸造剑戟等武器，“恶金”（即铁，这时还不会炼钢，因此，铁的品质不及青铜，故称之为“恶金”——差金属）可以铸造鉏、夷、斤等农具。
至于古往今来传得沸沸扬扬的开设国营妓院以扩充军费之类，则实属以讹传讹的无稽之谈（后面会讲到）。
关于驿传制度方面的改革也值得一说，因为这个制度在中国沿用了两千几百年，一直到民国期间才被现代邮政制度所取代。
在春秋时代，周天子的王畿内和各诸侯国内基本上都建立了传遽和邮驿。
传遽又称“传”或“遽”，是官府在交通要道上设立的交通站，也就是后世所称的驿站，里面备有马匹、马车等交通工具，有专职的管理人员。这种驿站只为官员和为官府办公事的行旅提供服务，不为普通百姓服务；邮驿则是负责传送书信和公文的机构，也是只为官员和官府服务。
驿传制度不是管仲发明的，也不知肇始于何时，管仲只是对驿传制度作了一番完善而已，《管子》中的设计，基本上就是后世驿传制度的范本：每三十里置一传舍（驿站），行旅来到传舍，先验看他们有没有契（通行证、官府发的证明），验契无误后即可在传舍休息打尖，或更换车马，这属于传，是专门接待运送行旅的；另外各传舍还有专职的传送文书的人员，称为邮。
经过管仲的一番改革之后，齐国经济发展，军力强大，社会安定，真正成为了当时最强大的诸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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